其余水兵和搭载的陆军士兵见状，纷纷效仿跳船，却大多陷入同样的困境。而此时的快船，船头已完全扎进水里，船尾高高翘起，露出水面的船尾甲板上，一面残破的军旗还在风中摇曳，很快便被江水吞没。
“哗啦——”整艘战船在江面上完成了最后的翻转，船底朝上，破口朝下，破损的船桨暴露在空气中。江水从破口与船底的缝隙中疯狂涌入，加速了下沉速度。不过数息之间，船身便从江面消失，只留下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以及浮在水面的碎木板、水囊，还有八九十名在漩涡中挣扎的水兵。
他们穿着沉重的甲胄，在水里扑腾着，却怎么也浮不起来，只能眼睁睁看着荆州舰队的炮口依旧黑沉沉地对着他们，恐惧彻底攥紧了他们的心脏。
25斤实心弹造成的破口，最终成了这条战船的“致命伤口”——从撞击到沉没，全程不过一炷香时间，却完美展现了重型实心弹对木质战船的摧毁力：不仅击穿船舷，更引发“进水-失衡-倾覆”的连锁反应，让这艘本就脆弱的战船，在瞬间化为江底的残骸。
旁边的忠州水军不敢施救。
荆州海军另一名身材高大长相憨厚的将领司徒波看不过去了，示意对方赶快施救。
现时十国水军除了钟鹏举海军并无“专业救生船只”和“专业的救生器材”，战船沉没后，友军战船若未被击溃，仅能靠“小船”（如哨船）零星救援，且优先救将领而非普通水兵——旁边的忠州水师战船派出数十条小船救援，他们抛下数十块木板和用长篙救起了2名校尉和十余名士卒，其余还在江水里挣扎的二十余名水兵和陆军士卒无人救援，最终被赶过来救援的荆州海军救生艇用搭钩、钢葫芦和充气皮囊救起。
还有数人最终靠仰面漂浮和划水技术上岸存活。
这次溺毙了七十多人主要是因为：
甲胄吸水问题：皮甲虽能临时提供浮力，但吸水后重量剧增，若未能及时解开（甲胄系带多为麻绳，湿水后易打结），会快速下沉——这次约40%的落水陆军士卒因“甲胄未解”而溺亡；
蜀国战船浮具数量有限：浸油衣物、干葫芦等浮具仅部分水兵携带（如补给兵、修补兵），普通步兵和水兵多无此类装备，只能依赖自身游泳技能，若体力不支，很快会溺水。
急流与漩涡：长江中上游（如瞿塘关）水流湍急，落水水兵易被卷入漩涡，即使有三尺长的漂浮物也难以控制方向，这次约30%的溺亡源于“水流冲击”。
现时五代十国战船沉没后，水兵的漂浮完全依赖“临时利用随身装备+基础游泳技能+环境依托”，无任何专门救生体系，属于“被动求生”：
优势在于“就地取材”，无需额外携带救生装备，符合当时水军“轻装作战”的需求；
劣势在于“生存率低”，受装备、水流、温度等因素影响，多数水兵仍难逃溺亡命运。。
这种状况直至宋代（10世纪后）才略有改善——宋朝水军开始在战船配备“救生筏”（用竹子编制），但核心漂浮逻辑仍未脱离“依托现有资源”的框架，本质上仍是对五代十国求生方式的延续与小幅优化。
第一炮的余响还在江面上回荡，忠州水军的其他战船彻底乱了阵脚，有的战船慌忙向后退，船桨拍打着江水，溅起无数水花；有的则停滞在原地，水兵们脸色惨白，死死盯着荆州舰队的炮管，生怕下一声巨响就落在自己船上。而荆州旗舰上，禤业强和司徒波依旧站在船头，目光冷冽地看着混乱的忠州水军，仿佛刚才那雷霆一击，不过是碾碎了一只蝼蚁。
刚才轰隆的一声炮响顿时把这支有近百条战船和运输船的船队吓傻了，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传说中的钢铁战舰，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中火炮声，经过一刻时间的犹豫，忠州陆军统领张维微首先向水师统领杜文笼施压，说抵抗毫无意义，为避免大家葬身鱼腹，不如投降。
最终水军统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同意驾船投降。
理性权衡下的“止损”决策。
这两位统领的决定，并非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在巨大心理压力下，基于现实利弊做出的、符合其自身和部下利益的理性选择。
战前：恐惧的种子早已埋下——已知的恐怖。
最关键的前提是，他们早已听说过火炮的威力。
信息不对称：关于钟鹏举军攻克峡州、归州的传闻，必然经过了夸大和渲染，在忠州军中形成了“火炮如雷神之怒，不可抵挡”的恐怖印象。这种“未知”与“夸大”的结合，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种子。
心理预期：当他们奉命出征时，内心其实已经带着极大的畏惧和悲观情绪。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未知的敌人”，而是一个“已知的、无比强大的恶魔”。这种预设的心理基调，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战时：心理防线的瞬间崩溃——亲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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