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九日，即二十六日前。
梁国皇二代朱友贞派出的部队终于抵达荆南地区。
荆南政权高季兴、楚政权马殷、虔州政权谭全播和吴越政权钱镠与梁的关系都保持臣属关系，中原大国梁国是他们政治上的“保护伞”。
象楚王马殷、吴越王钱镠都是是中原（后）梁王朝册封的藩王。他们奉梁为正朔，使用梁的年号（贞明），这在政治上为他们提供了合法性，避免了与中原王朝的直接冲突。
今次梁国陆路主力沿襄荆古道南下，主攻江陵（荆州）北门（核心路线）。
从襄州（今襄阳）出发，调集“忠义军节度使”主力4万人（含骑兵2万人、步兵2万人，其中“银枪效节军”5000人——梁精锐步兵，配备长枪与重甲），由将领王晏球统领，王晏球擅长骑兵突击，曾击败契丹骑兵。
梁国汉江水师从襄州沿汉江东进，辅助陆路运输（配合路线）。从襄州汉江码头调集水师战船60艘（含运输船40艘，负责运送粮草与步兵；战船20艘，配备抛石机与燃烧弹），兵力约1万人（水师士兵3000人、步兵7000人），由将领夏鲁奇统领（夏鲁奇擅长水陆协同，曾镇守梁淮河防线）。
钟鹏举在荆州方向由原来江州降将王国强和邓六军分别统领三万余水陆大军进行防御作战。
在楚梁联军到达之前，钟鹏举命令荆州水陆两军指挥王国强和邓六军（他们两人是原江州叛军的水陆军都指挥使）分出一部分精锐共一万八千人秘密进驻长林县（今湖北荆门市）。
长林县是原荆南政权江陵府下辖最关键的一个县。
今天的荆门市正好位于荆州市（湖北江陵）和襄阳市（湖北襄州）之间，是连接江汉平原和鄂西北山地（河南南阳盆地）的交通要冲。
从荆门（长林县）到襄阳（襄州）的直线距离远小于从江陵（荆州）到襄阳的距离。因此，长林县是江陵府辖境内最北端、最靠近襄州的行政单位。
虔州政权和荆南政权先后被杨吴政权境内的江州（江西九江）崛起的新势力钟鹏举所攻占，朱友贞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在晋政权二代君主李存勖已经占据了山西全部、河北大部实力远超梁的情况下，坚持与楚王马殷联手，出动水陆大军五万围攻荆南地区的江陵（荆州）城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之后晋梁双方在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进行了一场大战，目前尚处于僵持阶段，虽然两败俱伤，但晋军的攻势愈发猛烈。
战略方向的根本性错误：舍本逐末。
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梁政权生存的唯一核心威胁是北方的晋（李存勖）。李存勖的目标是消灭梁，入主中原。任何战略决策都应围绕如何抵御或削弱晋来展开。
次要矛盾升级为主要行动：朱友贞将宝贵的战略资源（五万水陆大军）投入到南方战场，去争夺荆南这一隅之地，这无异于在生死决斗中分心去拍打一只蚊子，而忽视了对手刺向心脏的利剑。这直接导致了主次矛盾颠倒，是致命的战略失误。
军事上的巨大风险：两线作战与兵力分散。
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梁本就同时在北部（对晋李存勖）和西部（对岐李茂贞）两个方向承受压力。此时在南方开辟“第三战场”，使本已紧张的兵力更加分散，陷入了兵家最为忌讳的多线作战。
主力被牵制，北方防线空虚：五万大军在当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这支军队被牵制在江陵城下，意味着梁北部对抗李存勖的防线变得异常脆弱。一旦晋军主力南下，梁将无兵可调，无险可守。
外交与地缘政治的失算。
与楚王联手的虚幻性：与楚王马殷的联盟并不可靠。楚的战略目标是扩张自身势力，而非帮助梁巩固政权。一旦战事不利或利益有变，楚极易倒戈或袖手旁观。将国家命运寄托于此等联盟，如同沙上筑塔。
为晋政权李存勖创造绝佳时机：朱友贞的南方用兵，对李存勖来说是天赐良机。这等于主动为晋军创造了最佳的进攻窗口。李存勖完全可以趁梁军主力南下、中原空虚之际，直捣后梁的核心地带（汴州、洛阳）。
对潜在对手“钟鹏举”的误判。
树敌过多：在已有强敌晋政权的情况下，主动去攻击一个在杨吴境内新崛起的、势头正盛的势力（钟鹏举），是典型的四处树敌。即使能获胜，也将消耗巨大国力，并结下一个新仇家。
低估征服难度：荆南地区易守难攻，江陵城防坚固。攻城战历来消耗巨大且旷日持久（没有火器的攻城战拖数月乃至数年也很正常）。朱友贞很可能低估了攻克江陵的难度，幻想能迅速取胜，但这支大军很可能被长期拖在江陵战场，无法脱身。
看似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
皇二代朱友贞的决定是一场基于短视、冲动和战略误判的豪赌。他严重低估了主要敌人（李存勖）的威胁，严重高估了自己多线作战的能力，也严重误判了南方战事的复杂性和潜在盟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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