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上奏疏的第二晚。
大殿内，烛火摇曳，将朱友贞半张脸隐在阴影里，更添几分阴郁。他斜倚在御座上，手指看似无意地敲击着紫檀木的扶手，发出沉闷的嗒、嗒声。
内侍躬身屏息，将那份由四位“海外方士”呈上的奏疏，轻轻放在御案之上。
空气仿佛凝固了。
朱友贞并没有立刻去碰那卷，他的目光先是在殿下垂首恭立的被破格召见的几位博士身上扫过，带着一种审视猎物的锐利，随即又落回奏疏的标题上。
“再陈”“危局”“应对”，这几个字刺眼得很。他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下弯了一下，似是嘲讽，又似疲惫。
良久，他才伸出略显苍白的手指，慢条斯理地展开奏疏。起初，他阅读的速度很快，眼神里是惯常的不耐与轻蔑。然而，随着目光下移，他敲击扶手的动作渐渐停了。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前倾，原本慵懒的姿态被一种专注取代。
当读到“晋贼……悬军远斗，利在速战，其一也；河东饥馑，馈运不继，其二也；契丹窥伺，肘腋之患，其三也”时，他鼻腔里轻轻哼出一声，似是认同，又似被说中了心事。尤其是那句“若晋人出奇兵，则可半渡而击”，让他眉头猛地一蹙，下意识地抬眼望向殿外漆黑的方向，仿佛能穿透宫墙，看到黄河对岸晋军铁骑扬起的烟尘。
然而，当视线落在“重将权以专阃外”及“王彦章勇冠三军，宜假以便宜之权”时，他眼中刚刚泛起的一丝亮光迅速黯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阴霾。
授予大将过重的权柄，一直是他，乃至其父朱温以来，最为忌惮之事。王彦章之勇，人所共知，但其刚直不阿，并非嫡系，怎能全然托付？至于刘鄩，虽是老成宿将，却也难免暮气沉沉。
后世史学家诟病皇二代朱友贞不重用这两位武将而专宠外戚等其实不是马后炮。
从朱温篡权开始，到赵匡胤黄袍加身，这短短五十多年间，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其根本模式就是军阀篡位。
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早已崩塌，维系君臣关系的更多是赤裸裸的武力与利益。节度使掌兵、掌财、掌民，实力强大后即可挑战中央。
朱友贞的父亲朱温就是后梁的建立者，他正是通过拥兵自重，最终篡夺了江山。这种“篡位模板”就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朱友贞对武将的猜忌有其深刻的历史创伤和现实恐惧。
朱友贞的错误，不是错在猜忌，而是错在用最愚蠢、最直接的方式处理猜忌，从而加速了危机的到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低级”和“高级”的策略：
朱友贞的“低级”策略（自毁长城）：
对王彦章：因言废人。王彦章性格耿直，这只是个人作风问题，其忠诚和战斗力是经过检验的。朱友贞因个人好恶，冷落一位国之干城，这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在危亡之际，皇帝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战之力，而不是追求臣子的“情商”。
对刘鄩：过度干预与压制。刘鄩是智将，需要临机决断的权威。朱友贞的猜忌表现为在后方遥控指挥、处处掣肘。这导致刘鄩在关键战役（如同州之战）中无法施展，屡战屡败。这不仅是浪费人才，更是主动为敌人创造胜利条件。
五代十国背景下“高级”的驭人之术（以郭崇韬、周德威为例）：
同时期的李存勖（后来的后唐庄宗）在这方面就高明得多。他也猜忌武将，但他的做法是：
恩威并施，给予舞台：李存勖充分信任王彦章的老对手、勇将周德威，也重用足智多谋但并非嫡系的郭崇韬。他给予他们极大的指挥权，让他们为自己打天下。同时，他通过亲临战阵、共享富贵等方式维系忠诚。
制度性约束：虽然五代皇权不稳，但聪明的君主会通过安排监军、平衡内部派系、控制后勤等方式来制衡武将，而不是简单地剥夺其指挥权。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则是乱世终结后，一种更成熟、更和平的解决方案。
结论是在五代，完全信任武将是危险的，但像朱友贞这样公开化、情绪化地猜忌和压制核心支柱将领，则是致命的。他破坏了君臣之间最基本的合作关系，让能人为之寒心，甚至可能将其逼向对立面。
批评者将朱友贞与他的对手李存勖，以及后来的成功者（如郭威、柴荣、赵匡胤）进行对比。在相同的时代困境下，别人找到了更优的解决方案，而朱友贞选择了最差的一种。这就使得批评有了坚实的依据，而非空谈。
朱友贞的用人失误并非在梁朝灭亡后才被揭示。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恶果：王彦章被弃用，梁军无猛将；刘鄩被掣肘，梁军无良谋。这直接导致了与晋军战争中的一系列惨败。朝野有识之士在当时可能就已看清这一点，只是无力改变。历史记载只是确认和放大了这种当代评价。
无论在任何时代，领导者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尤其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如何团结和使用关键人才，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水平的关键指标。朱友贞在此项上的得分极低，这一评价是超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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