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促使梁军主帅王晏球派出那支原本“不存在”的第五梯队的原因——这支部队是他的战略预备队，肩负着镇守大本营的重任。
当时王晏球判断，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已发生逆转。
作为攻方的梁军，尽管第一至第四梯队（共一万人）遭受重创，但仍有两千五百名残兵可重整再战（虽士气低落，却仍是有生力量）。
更为关键的是，三千精锐已通过地道成功渗透至西门瓮城与内城，他们不仅是一支奇兵，更是一把直插守军心脏的尖刀，直接威胁着王国强的指挥中枢与城内秩序。
而作为守方的荆州军，西门守军仅剩不足三百人，且已血战多时，身心俱疲。他们赖以维系防线的“炮兵弹药”仅余两三轮——这意味着，守军最强大的远程压制与面杀伤能力即将丧失。
在即将发起进攻的正面（西门外城），梁军可投入三千预备队（生力军）与重整后的两千五百残兵（可担任牵制任务），对三百名疲惫不堪、弹药将尽的守军形成了十倍以上的绝对兵力优势，同时占据着生力军对阵疲兵的体能优势。
守军的命脉已被切断。
荆州外城守军的补给线遭渗透的梁军截断，这堪称致命一击——这意味着：
西门守军无法获得兵员补充；
无法获得炮弹、天雷弹、箭矢、滚木擂石、猛火油等消耗品的补给；
最关键的是，他们仅剩的两三轮炮兵弹药一旦耗尽，火炮便将彻底沦为摆设。
渗透部队如同卡在守军咽喉的骨刺，令其无法呼吸、无法疗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流血殆尽。
目标明确，一击即可致命。此时进攻的目标，已不再是啃硬骨头的消耗战，而是要抓住守军火力窗口消失、内忧外患交织的瞬间发动总攻，一举夺占西门城头。而那三千生力军，正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冲破守军最后的防线。
风险可控，收益却极高。
风险在于大本营会因此空虚，但此刻守军主力正被南门突破的敌军与城内渗透部队死死缠住，王国强几乎无法抽调出成建制的精锐部队奔袭梁军大本营。
历史上无数战例证明：统帅轻易动用最后预备队攻打坚城，往往导致全军覆没。例如：
官渡之战，袁绍将全部兵力投入攻打曹操营垒，结果乌巢粮仓被袭，全军崩溃；
淝水之战，前秦军将主力投入淝水东岸，结果后方被晋军突袭，引发连锁溃败。
所以当时梁朝军队统帅王晏球的行军司马等幕僚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此时应采取保守策略，保持耐心，让南门守军与渗透部队继续施压，同时严令大本营加强警戒，防备守军偷袭。若将最后的三千预备队投入攻打西门外城，是典型的“添油战术”——既无法迅速破城，又会使全军陷入无后方作战的绝境，一旦战局生变，必将万劫不复。
他们警告道：警惕荆州守军反击。
守军统帅王国强是经验丰富的将领，完全可能趁我军大本营空虚时：
派精锐出城偷袭大本营；
切断我军退路；
焚毁粮草辎重。
而主帅王晏球却认为即便荆州守军有小股部队前来骚扰，留守的少量人员（如伤兵、辅兵）与一万精锐骑兵依托营寨，也足以对前来偷袭的荆州部队予以毁灭性打击。更何况，负责东门和北门佯攻任务的两支军队尚有三四千人，此外还有五千骑兵在江边牵制荆州水军登陆。
收益就是一旦西门被最后这支我军的生力军攻破，将意味着：
我军主力可从西门这个预设的主攻方向大举涌入，与南门部队、城内渗透部队三股力量会师，彻底分割并歼灭城内守军。
荆州城防体系全面崩溃，王国强将失去所有城墙依托，陷入绝望的巷战。
战局将毫无悬念地倒向我军。
战场上的战机往往稍纵即逝。荆州守军此时的虚弱期（弹药打完、补给断绝、兵力见底）是暂时的。如果他们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一条防线，或者渗透部队被消灭、补给线恢复，那么梁军将再次回到残酷的消耗战中。王晏球认为必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期。
王晏球对众人解释道投入第五梯队这与“添油战术”的本质区别。
“添油战术”是在敌人防线完整、火力充沛时，不断投入小股部队送死，无法形成突破。
他此时的决策，是在敌人防线已千疮百孔、火力即将中断、内部已被渗透的临界点，投入手中最后的、也是唯一能一锤定音的战略预备队，旨在彻底终结战事。
就在小将钟宛均指挥瓮城和外城箭楼上的守军夹击梁军第五梯队。梁军成为瓮中之鳖，大有全军覆灭之势时。
瓮城内地道口有四百死士如鬼魅般钻出，紧贴墙根。他们的目标并非强攻城墙，而是焚烧瓮城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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