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还是撤？！
容不得有丝毫的犹豫！
梁军主帅王晏球五味杂陈地望着脚下的被扒成斜坡的荆州西门外城城墙，单单西门这里就折损了他的一万一千人马！
前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于912年调动十余万人修筑重城，此为江陵城大规模用砖之始。此前城墙多为夯土结构，高度仅一丈余（约3至4米）；重修后的外城高度提升至二丈（约6至7米），城门楼与敌楼则达三丈余（约9至10米），城楼建于城墙之上，兼具了望与防御功能，高度高于普通城墙，防御能力显着增强。
但这与钟鹏举自行修筑的钟家村，以及大规模扩建的江州（江西九江)、洪州城（江西南昌)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后三者的城墙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高三丈；钢筋混凝土箭楼每五丈至八丈修建一座，同样高三丈。
江陵临江段因江岸与城墙距离过近，为避免江水冲刷墙基，城墙无法建得过高，且需预留排水通道，导致该段成为防御薄弱点。
高季兴主政荆南时期，江陵城外城侧重抵御外敌，高度较高；内城作为政权核心区域的最后防线，更注重紧凑性与内部调度效率，高度略低。而钟鹏举则只来得及在各城门后面增设了瓮城结构。
五代时期的江陵城墙远低于明清时期的荆州城墙（明清城墙高约8.83至9米），主要原因在于五代筑城技术与材料受限，且战争形式以步骑、水军为主，对城墙高度的需求低于后世火器时代。
现时荆州外城主体城墙高约6至7米，以夯土为芯，外侧包砌薄砖（多为墓砖），顶部设垛口，此为主要防御高度。钟鹏举攻占江陵的一个多月里，扩建了十里城墙，并拆除原有敌楼，每面城墙增建数座钢筋混凝土箭楼。
荆州内城城墙高约5至6米，系地震后增筑而成，墙体相对紧凑，侧重核心区域防御。
荆州东南临江段城墙（即南门段）高约4至5米，因临近江岸、受地形限制，城墙低矮曲折，存在大量防御死角，梁军正是在此处偷袭得手。
地道战一直是古代攻城的核心手段之一。攻城方通常挖掘地道至城墙之下，或以木柱支撑后焚烧制造塌陷（如晋军攻打蓚县时所用之法），或通过地道潜入城内（后周攻打寿州时曾尝试此法）。
地道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土质稳定。挖掘区域的土层需足够稳定，不易在挖掘过程中自行坍塌（如黏土、黄土）。
地下水位低。地下水位过高会导致地道渗水、塌方，甚至淹没工程。干燥土层是成功挖掘的基础。
无坚硬岩层。若城墙下方是基岩，挖掘几乎不可能完成。
荆州城临江且城墙周长三十里，若梁军试图用地道攻塌城墙，会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荆州守将王国强所率守军已配备火炮等新式装备，若梁军开挖地道，守军可通过听瓮预警，并用火炮轰击地道入口或开挖反地道进行反制，因此地道战术在江陵城的实战效果会大打折扣，仅能作为辅助攻城手段，难以成为主攻方式；
二是城南临江段地下水位高，地道易积水无法成型。不过，梁军有前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及其儿子（二人熟悉江陵城防）作为顾问，因此梁军选择在西门实施地道战，并成功通过早已废弃的泄水渠开挖三条岔道，巧妙利用“焚柱塌城”之法攻陷西门瓮城，随后兵分三路，其中一路潜入内城外潜伏。
梁军主帅王晏球他在西门外城城门与千斤闸的开关结构遭守军破坏的情况下，选择动用三千工兵与工匠挖墙实属现实可行之策，具体而言，便是在西门外城挖掘一道可供两匹马并行通行的缓坡。
他一开始下的命令是要把墙体挖穿，挖穿可供两匹马并行的墙体需要挖掘的土方总体积约小于315立方米（通道正面宽3.5，城高6米，城墙底部厚度15米）。三千人在紧张、高强度的攻城环境下，挖掘总体积315立方米的土方大约需要一个半时辰（3小时）。
但这个3小时显然是极度理想化的，它只存在于纸面，完全忽略了实战中的无数致命因素。
结合历史战例（如宋元襄阳之战、明末清初的多次攻城战），在有激烈抵抗和完备城防的情况下：
集中3000人掘开一个缺口，可能也需要5-10天。
攻城方他们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多个地段佯动，吸引火力，寻找防御薄弱点；或者用挖掘作业作为诱饵，配合主攻方向（如骑兵冲击箭楼）。
这个过程会持续很多天，甚至数周，并伴随着数千人级别的惨重伤亡。最终能否挖通，不取决于理论时间，而取决于守军的防御资源（箭矢、火器、人力、士气）和梁军承受伤亡的决心孰先耗尽。
实战合理估计（面对钟宛均的防御）：这是一个以“日”甚至“周”为单位的长期、血腥的工程作业。成功概率极低，更可能演变为一场用人命填的、旨在牵制守军兵力和注意血的消耗战。王晏球的骑兵主攻，才是真正的胜负手，掘墙部队更多是辅攻和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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