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扛事情，就像橡皮筋，拉一拉，能弹回去；总拉着，时间长了，就会失去弹性；要是再猛地一使劲，可能“啪”一声，就断了。企业团队也一样，顺境时，大家劲往一处使，橡皮筋绷得紧紧的，很有力。可要是一直处在那种要断不断的极限状态，今天给点希望，明天又彻底打碎，反复折腾几年，再结实的皮筋，也受不了了。
SUDU扛过了2020年的猝死打击，熬过了2021年的反复折磨，跌跌撞撞，来到了2022年的门口。账上的钱，像快要滴完的输液瓶，看得见底了。外面的疫情，还是那样，一会儿松点，一会儿紧点，没个准谱。业务呢，半死不活，全靠之前那点家底和零星清仓吊着一口气。
这种“要死不断气”的状态，最熬人。
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内部开始烂的。2022年刚开年，那种压抑已久的疲惫和绝望，终于像地下水一样，渗了出来，开始腐蚀SUDU最核心的基石——人心。
最先感觉到不对劲的，是我。那段时间，开线上会，气氛明显不对。以前虽然难，但讨论问题时，大家还会争，会吵，说明还有心气儿。可今年开春的几次会，变得死气沉沉。布置任务，回应的人少了，应的声音也拖着长音，有气无力。以前抢着发言的刘春宇，现在经常盯着摄像头走神。连最活跃的吴永浪，话也少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像冬天的阴冷，一点点钻进我心里。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一天晚上，十点多了，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林夕。设计总监，公司的灵魂人物之一，跟着我干了快十年了。她很少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传来林夕带着哭腔、又极力压抑的声音：
“汪哥……我……我可能干不下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了。但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林夕，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我妈住院了，老家那边。情况不太好……孩子今年要幼升小，他爸常年在外地，就我一个人……我……我实在扛不住了。”她的声音在发抖，“公司现在这样，我看不到头。每天睁开眼，就是各种糟心事。我……我想回老家陪我妈一段时间，也管管孩子。对不住，汪哥，我知道这时候说这个……”
她没再说下去，但意思我懂了。不是对公司有意见，是生活和她个人的那根弦，先绷断了。疫情这三年，压垮她的，不光是公司的困境，更是每个中年人都要面对的一地鸡毛。我能说什么？我能说“公司需要你，你再坚持一下”吗？我说不出口。
刚挂断林夕的电话，没一会儿，钟旭的微信消息又弹出来了。钟旭是技术负责人，平时话最少，但做事最稳。他的消息很简短，但分量极重：
“汪总，睡了吗？有个事想跟您说一下。深圳那边有家公司，做跨境电商的，给我发了Offer，薪资是现在的两倍。他们业务没受疫情影响，发展很快。我……有点心动。家里压力也大。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盯着屏幕，半天没动。林夕是家庭所迫，钟旭则是看到了更好的出路。这不能怪他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经地义。连钟旭这样最沉得住气的老人都动了心思，其他人呢？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林夕要是走了，SUDU的设计魂就没了。钟旭要是走了，我们刚有点起色的线上系统和数据中台，立马瘫痪。这就像一个重病人，本来就在ICU吊着命，现在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同时说要辞职。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示范效应”。核心团队里，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就会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动摇的是整个军心。其他人会想：“连XX都要走了，看来公司是真没希望了。”“我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找条后路了？”
团队，面临的是解散的危机。这比业务瘫痪、资金断裂更致命。业务没了可以再找，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这帮凝聚了十年心血的核心团队散了，SUDU就真的完了，连魂都没了。
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止血！必须把大家快要散掉的心，重新箍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没像往常一样先布置工作。而是在核心12人的群里，发了一个紧急会议通知：“所有人，上午十点，线上视频会。不准请假。议题只有一个：SUDU的未来，和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十点整，12个小方块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有疲惫，有迷茫，有愧疚，也有期待。大家都知道，这场会，躲不过去了。
我没绕任何弯子，开门见山，语气沉重但直接：
“兄弟们，姐妹们。今天这个会，不是工作会，是交心会。咱们关起门来说自家话。”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个摄像头，仿佛想看到屏幕后每个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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