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小满。
灵州西城门外，原本空旷的荒地上，一夜之间冒出了成百上千的窝棚。草席、破布、树枝搭成的简陋遮蔽下，挤满了面黄肌瘦的人群。孩童的啼哭、老人的呻吟、妇人的低泣混杂在一起，随着热风飘进城内。
城墙了望台上，孙文焕放下单筒望远镜，脸色铁青。他手中的账册摊开着，最新一页上密密麻麻记着数字：“初十，入境流民八百；十一，一千二；十二，两千；十三至十八，日均三千……今晨统计，城外已聚流民两万四千余，仍在增加。”
他转身看向身旁的林砚，声音发干：“将军，固原道大旱，赤地千里，这还只是第一批。照这个速度，月底前城外可能聚集五万人。就算每人每日只给半升粮，一天也要耗粮二百五十石，一个月就是七千五百石——这几乎是我们半年的军粮储备！”
林砚没有立即回答。他扶着城墙垛口，目光扫过城外那片蔓延的窝棚区。时近正午，烈日当空，窝棚间几乎看不到走动的人影——大多数人饿得没力气动弹，只是蜷缩在仅有的阴影里，眼神空洞地望着城墙方向。
“固原离此四百里。”林砚缓缓开口，“能走这么远来到灵州的，已经是灾民中体力较好的了。那些走不动的老人孩子，此刻大概还趴在半路上，或者已经……”
他没说完，但孙文焕明白后半句是什么。
“可我们自己的百姓也要吃饭啊！”孙文焕急道，“灵州屯田虽有收成，但新稻推广才第一年，粮仓储粮总共不过十万石，其中一半要留作军粮、备荒粮。若是全拿来赈济流民，不出三个月，我们自己也要闹粮荒！”
林砚终于转过身来。他的表情平静，但眼中神色复杂：“孙主事，我且问你：若紧闭城门，任凭这些流民饿死在城外，会发生什么？”
孙文焕一怔：“那……那自然是不仁。但为政者当顾全大局……”
“不是仁不仁的问题。”林砚打断他，“是现实问题。两万人饿急了眼，会变成两万个暴民。他们手里没有刀枪，但有人命可以填壕沟，有身体可以撞城门。到那时，我们要杀多少人才能守住城？杀完之后，灵州‘善待百姓’的名声还要不要？日后还有谁会来投奔？”
他走到城墙内侧，指着城内街道：“再者，固原有民二十万，若这二十万人全成了流民，哪怕只有一半涌向西北，那就是十万张嘴。你挡得住吗？延州吴敏之会收留他们吗？不会。他们会像蝗虫一样啃光沿途一切，最后要么饿死，要么变成乱兵。”
孙文焕沉默了。这些他不是没想到，只是不愿深想。
“所以，赈济不是选答题，是必答题。”林砚走回垛口前，“问题只在于：怎么赈，才能既救人，又不拖垮自己。”
他招招手，亲卫递上一块黄褐色的硬饼。饼有巴掌大，寸许厚，表面粗糙，散发着炒面的焦香。
“济难饼。”林砚将饼递给孙文焕，“炒面混合少许盐、糖、油脂，高压成型，一块重四两，可提供成人一日最低所需热量。耐储存，易分发，不易霉变。”
孙文焕接过饼，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干硬，但能嚼动，味道寡淡却带着粮食的香气。他眼睛一亮：“这比煮粥省粮！煮粥一升米出五碗粥，实际粮食只有二两；而这一块饼就用面四两，却能顶一天……”
“而且煮粥需要柴火、需要锅灶、需要人手看管。”林砚补充道，“流民聚集处，一旦开火煮粥，必然争抢，易生骚乱。发干饼则简单：按户籍登记，一人一块，领了就走。”
孙文焕快速心算：“四两一块，两万人一天就是八千斤，合四百石……还是太多了！”
“所以不能白给。”林砚眼中闪过一丝锐光，“传令：一，于西门外设临时营地，划区编组，以百人为一‘棚’，十棚为一‘里’，设棚长、里正管理；二，开粥棚，但粥要稀，每日一餐，仅保不死；三，同时设‘济难饼发放处’，但领饼者需登记户籍、年龄、手艺、体力，并承诺服从安排。”
“服从安排？”孙文焕疑惑。
“有手艺者——木匠、铁匠、泥瓦匠、织工——登记后，经考核合格，即刻送入各工坊。工坊包食宿，按劳发工钱，家属可优先领取济难饼。”
“有劳力而无手艺者，编入‘营建队’，修路、开矿、筑城。同样包食宿，按工作量折算工分，工分可换粮或钱。”
“老弱妇孺，可安排轻便杂役——缝补、清洁、看管物资。实在无劳力者，由营地统一供养，但需服从管理，不得滋事。”
林砚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显然早已深思熟虑：“如此，赈济粮不再是消耗，而是投资。流民不再是负担，而是劳力。我们正在修灵固路，正缺人手；矿场要扩大开采，正缺矿工；工坊要扩大生产，正缺工匠——这些流民，就是送上门的人力。”
孙文焕怔怔地听着，手中账册不知不觉滑落在地。他弯腰捡起，脑中飞快计算：若是按这个法子，大部分流民都能转化为生产力，只有少数真正无劳力者需要完全供养。粮食压力将大大减轻，而道路、矿山、工坊的进度却能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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