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的春天，
田埂上，老汉扶着犁，看着自家地里刚冒头的、绿茸茸的麦苗，能咧着嘴笑半晌。不用再愁秋天官府来催粮的胥吏，不用再算交了租子还够不够全家熬到明年开春。地是自己的，收成全归自己，这种踏实感，是几代人做梦都不敢想的。
“三年！整整三年呐！”村口大树下，歇晌的汉子们蹲成一圈，吧嗒着旱烟，话里话外都是庆幸，“老天爷开眼，不对，是皇上开恩！让咱老百姓终于能喘口气。”
“可不是，我家那几亩水田，去年收的稻谷仓里屯着还有好多呢！开春换了新麦种，又买了头猪崽，婆娘扯了几尺新布，娃娃过年也能穿件不打补丁的衣裳了！”另一个汉子接话，黝黑的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
“听说商人们的税也降了，降了七成！”有个常去县城的后生插嘴，“县城里新开的铺子，眼瞅着多了。卖东西的多了，咱这鸡蛋、山货，也能多换几个钱。”
这话引来一片赞同声。赋税轻了，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手里能落点活钱。哪怕不多，也让人心不一样了。以前是紧巴巴地刨食，现在敢琢磨着添置点东西，改善下生活。乡间的集市，肉眼可见地热闹起来。卖农具的铁匠铺子叮当响个不停，扯布的、卖盐的、打油的摊子前总有人围着。甚至有了专门卖孩童零食、妇女头绳的挑担货郎，这在以前，是只有年节才有的稀罕情景。
城市的复苏更为迅速。燕京城自不用说，人流如织，商铺林立。
手工业的变化悄然发生，后劲十足。萧玉若在将作监的“瞎鼓捣”，加上沈良玉通过系统兑换、再经将作监“消化”后放出的一些基础技术——比如更省力高效的脚踏纺车图样、改进的织机结构、简易的鼓风炉设计、标准化的尺斗秤规格——开始被一些有眼光的大作坊主和官营匠作采纳。
变化最深远的，或许是流通和信用。
沈良玉下旨，彻底废除了前朝那些多如牛毛的厘卡、门税、过路钱，只在重要的水陆关口设立统一的“钞关”，税率极低，且明文公示，严禁额外勒索。商旅们奔走相告，以前运一趟货，半路被盘剥掉三四成利润是常事，现在这条路终于“干净”了。
同时，户部开始全力推行“大夏通宝”。铜钱样式统一，分量足，铸造精良，上面“开元通宝”四个字清晰有力。银元更是稀罕物，一枚重七钱二分，含银十足，边缘有细密的防锯齿，正面是简单的“大夏壹圆”字样和年份，背面是稻穗环绕的“安”字图案。官府明令，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官营交易，一律以“大夏通宝”为准，并逐步用新钱回收、熔毁前朝那些粗制滥造、轻重不一的旧钱。虽然完全建立信用需要时间，但新钱质地优良，官府信誉背书，又在皇庄、官营作坊、军饷发放中大量使用，流通范围迅速扩大。商人们发现，用这种新钱交易，省去了鉴定成色、称量重量的麻烦，也少了纷争，慢慢都愿意接受了。
乡村的基层治理也在摸索中成型。“保甲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十户一甲，设甲长；十甲一保，设保正。主要职责是组织本甲本保的农户，协作完成官府指派的公共劳役，如疏浚沟渠、修整道路、防火防盗；推广官府发下的新式农具和种植方法；调解小的邻里纠纷；协助里正（村一级的官方任命人员）核实户口、田亩。甲长保正由村民推举，多是本村有威望、办事公道的长者或能人，不算官身，但可减免部分自家劳役作为酬劳。这套体系把原本松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效率高了，官府政令的下达和民情的上达也通畅了许多。
教育以一种极其务实、甚至有些简陋的方式起步。沈良玉没搞宏大叙事，他让各州县利用闲置的祠堂、庙宇、乃至大户捐出的空房，开设“启蒙学堂”。
不教四书五经，只要求学子在两年内，必须认会五百个常用字，学会基础的加减乘除，背熟《大夏新律》里关于田产、赋税、盗窃、斗殴的几十条核心规定，外加一些节气农时、防灾防疫的常识。
教书先生由当地略通文墨的落第秀才、退伍伤兵、或品行端正的老童生担任，由官府提供口粮补贴。条件艰苦，笔墨纸张都缺，常常是沙盘练字，树枝当笔。但对无数刚刚能吃饱饭、看到了点盼头的农户来说，能送孩子去认几个字，懂点道理，知道“王法”保护自己的田，已经是破天荒的奢侈。村村寨寨，开始响起参差不齐的诵书声，虽然稚嫩，却蕴含着改变未来的可能。
开元二年的秋天，是免税后的第一个大丰收。
没有催税的胥吏，只有官府派来的“劝农吏”，指导如何储存粮食、防治虫鼠。家家户户的粮仓都有了存粮。多余的粮食，可以卖给官府，价格公道；也可以自己运到城镇“市场”交易，换回需要的盐、农具、布匹。市面繁荣，物价平稳。朝廷用收购的粮食和商税收入，加大了水利和道路的修建，以工代赈，进一步吸纳劳力，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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