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长安城东的早市飘起了细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有人站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用一根极细的针往下缝补什么。雨丝落在青石板路上，溅起一层白蒙蒙的水雾，把整个早市笼罩在一层薄纱里。卖包子的蒸笼冒着白茫茫的热气，和雨雾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蒸汽哪是雨。卖菜的阿婆撑起了一把油纸伞，伞面上画着几支歪歪扭扭的兰花，雨水顺着伞骨滴下来，落在脚边的青菜上，把菜叶洗得绿得发亮。
徐明和林小雨站在街角那个烤红薯摊子旁边，共用一把伞。伞不大，是林小雨从八卦峰木楼里翻出来的，白砚秋留下的，伞面上有块补丁，补丁是深蓝色的，和八卦录的封面一个颜色。徐明撑着伞，把大半个伞面都倾向了林小雨那边，自己的左肩湿了一大片，但他没觉得凉，因为怀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着热，像揣了一只小暖炉。
那个胖妇人今天出摊比平时晚了一些，因为她孙子发烧了，她先带孩子去看了大夫，才急匆匆地推着炉子过来。炉膛里的火还没烧旺，薯香若有若无的，但她还是笑着招呼他们：“来了？等一会儿啊，火还没上来了。”林小雨说不着急，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递了过去。那是胖妇人上次借给她的那块，她洗干净了，还特意用白砚秋留下的茶叶包熏了一下，闻起来有淡淡的兰花香。
胖妇人接过手帕，展开看了一眼，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笑了。“洗干净了还给我的不多，”她说，“多数人拿了就走了，下回再来也不提了。姑娘你是个实诚人。”她把叠好的手帕塞进围裙口袋里，低头往炉膛里加了几块炭，火苗蹿上来，红薯的香味一下子浓了起来。
早市的人渐渐多了。有穿着蓑衣的农夫挑着两筐新摘的菜从城外进来，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有打着纸伞的妇人牵着孩子来买早点，孩子不肯走，蹲在糖葫芦摊子前面不肯起来。有穿着灰布僧袍的和尚在包子铺门口化缘，包子铺老板给了他两个肉包子，和尚说阿弥陀佛贫僧吃素，老板又换了两个素包子，和尚接过去，咬了一口，说这个好。
徐明看着这一切，忽然想起白砚秋说过的一句话——“长安城是八卦的中心。”不是因为它大，不是因为它繁华，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都有人在活着，在爱着，在恨着，在笑着，在哭着，在吃着，在睡着，在做着最普通也最不普通的事情。这些事太小了，小到不会被写进任何历史书里，不会被任何人记住。但它们被长安城记住了，被青石板记住了，被墙缝里的青苔记住了，被炉膛里的炭火记住了，被烤红薯的香味记住了。
红薯熟了。胖妇人戴上厚厚的棉手套，从炉膛里掏出两个红薯，在手里颠了颠，挑了一个大一点的递给林小雨。“今天这个好，蜜薯，甜得很，小心烫。”林小雨接过去，红薯烫得她两手倒来倒去，嘶嘶地吹气，但她脸上全是笑，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新月。她掰开红薯，橙红色的薯肉在雨雾中冒着热气，甜香扑鼻。她把大的那半递给徐明，徐明接过去，咬了一口，烫得直咧嘴，但舍不得吐出来，含在嘴里，呼呼地吹气。
两个人蹲在屋檐下，吃着红薯，看着雨。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在青石板路上砸出一个个小水坑，水坑里倒映着灰色的天和他们的影子。
“以后，”林小雨含混不清地说，“我们就在这里吧。”
徐明嚼着红薯，点了点头。“好。”
“每天都来吃红薯？”
“每天都来。”
“下雨也来？”
“下雨也来。”
林小雨笑了，红薯的甜味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她把吃了一半的红薯用油纸包好，塞进袖子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那颗小萝卜——那个在镜中世界里小女孩拔给她的、拇指大的、白白的小萝卜。小萝卜在雨雾中泛着湿润的光泽，根部还带着一小截没洗干净的泥。她把它举到眼前，转了转，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在了屋檐下的墙根边，和青苔放在一起。小萝卜太小了，放在那里几乎看不见，但它在那里，在雨里，在墙根下，在青苔旁边。
它会烂掉，会变成泥土，会变成养分，会让墙根的青苔长得更绿一些。但它不会消失，因为它被放在这里过，被看见过，被记住过。被记住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徐明从怀里掏出八卦录，翻开第一页。那些写上去的字迹在雨雾中泛着微微的银光，像一条条细细的、发光的河流。他在这些字迹下面写了一行新字：
“长安城东，早市，下雨，吃烤红薯。”
字迹落在纸面上的时候，八卦录的封面从深蓝色变成了一种湿润的、泛着水光的灰色，像是把今天的雨雾凝固在了封面上。灰色停留了几秒，然后缓缓地、一层一层地变淡，最后又变回了深蓝色。但从那以后，这本八卦录的深蓝色封面上，多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像雨痕一样的东西。那是今天这场雨的痕迹，是红薯的甜味的痕迹，是屋檐下两个人并肩蹲着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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