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的杭州城，春末的风总带着点湖光的湿润。崇德学堂的操场上，几个穿着青布褂子的少年正围着篮球打闹，裤脚沾着新翻的泥土。预备铃“叮铃铃”响起来时，有人手忙脚乱地把球往树杈上一扔，扯着嗓子喊：“音乐课！李老师的课！”
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往音乐教室跑，你撞我一下，我拍你一把。有人嘴里还哼着昨天刚学的《送别》，调子跑得比操场上的篮球还远。快到教室门口时，不知是谁带头压低了声音：“嘘——听说这位李先生，以前是上海滩的大人物呢。”
“大人物怎么会来教咱们唱歌？”有人撇撇嘴，手已经按在了门把上。那木门是新刷的漆，带着点松节油的味道，被这只手一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就是这一声“吱呀”，让满楼道的喧闹像被掐断的琴弦，戛然而止。
门后的景象，后来被丰子恺写进回忆录里，成了他一辈子忘不掉的画面：清晨的阳光斜斜地从窗棂钻进来，在地板上画出格子，而讲台上，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人早已端坐着。他的背脊挺得像尺量过，手里握着一支白粉笔，指尖纤长，袖口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窗外的蝉鸣、远处的读书声、甚至楼下发呆的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都好像被他身上那股静气吸走了。
“我以为先生总要迟到的。”多年后，丰子恺在文章里写，“那些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推进门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
其实不止那天。往后三年，只要是李叔同的课，预备铃刚落，他准在讲台后坐定。有回冬天大雪，钱塘江都结了薄冰，学生们踩着半尺厚的雪往教室挪，棉鞋里全是冰碴子。有人嘀咕：“这种鬼天气，先生肯定不来了。”结果一推门，还是那身月白长衫，还是那支削得尖尖的粉笔，只是他耳尖冻得有点红，脚下的毡鞋沾着雪，化在地板上，晕出一小圈水痕。
有个调皮的学生，偷偷做了个实验。他把家里的自鸣钟拨快了一刻钟，提前跑到教室等着。那天李叔同依然踩着预备铃的点进来，长衫的下摆随着脚步轻轻晃动，像一片云落在讲台前。学生后来红着脸跟同学说：“我算服了，他身上好像揣着个更准的钟。”
这事儿传到李叔同耳朵里，他没骂，也没笑，只是在下次上课前，慢悠悠地说：“时间这东西，对谁都一样。你早一刻，它不会多；你晚一刻，它也不会少。但你让别人等，就是把别人的时间掰了一块扔了。”
这话听着简单，可往深了想，比乐理课上的五线谱还绕人心。
那会儿学堂里的先生，大多是老秀才出身，上课迟到是常事。有的先生会说“路上被黄包车绊了脚”，有的干脆摆摆手：“你们先自己念书。”学生们也习惯了，反正早到晚到，课总是要上的。可李叔同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
他不仅自己守时，对学生也严。有回一个学生迟到了十分钟，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喊“报告”。李叔同没抬头，只是指了指墙上的挂钟，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在地上：“钟摆没停，你停了。”
那学生脸涨得通红，站在门口听了整堂课。下课后，李叔同叫住他，没批评，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子，翻开给学生看。本子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哪天干了什么，几点开始，几点结束，连“午后三点，临帖半小时”都写得清清楚楚。
“你看，”李叔同指着其中一行，“去年今日，我在上海排练话剧，说好三点开演，两点五十就坐满了人。我提前一刻钟到场，不是怕迟到，是怕辜负了那些准时来的人。”
学生后来跟人说，那天他才算明白，守时不是怕老师骂，是怕自己成了那个让别人白等的人。
李叔同的“守”，不止在时间上。
他教画画，要求学生必须用炭笔打底，再用铅笔勾线，一步都不能错。有个学生觉得麻烦，直接用钢笔作画，被他看见了。他没发火，只是拿起那幅画，对着光看了看，说：“炭笔能改，铅笔能修，钢笔落了纸，错了就抹不掉了。画画跟做人一样，规矩不是绑着你，是给你留条回头的路。”
他自己做学问，更是把“规矩”刻进了骨头里。翻译五线谱，每个音符都要查三遍资料；写歌词，一个字要在嘴里嚼半天，直到念着顺口，听着顺耳。有回给学生改作业，发现一个音符标错了，他连夜找到那学生，带着自己手抄的乐谱，一句句比对，直到天亮。
有人说他太较真，他只是笑笑：“我不是较真，是怕误人子弟。我答应了教他们，就得教真东西，这是规矩。”
后来他出家，成了弘一法师，这份“守”更甚。
在庙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洒扫庭院，然后诵经。规定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过了午就不再碰碗筷。有信徒送来精致的素斋，他婉言谢绝：“庙里有规矩，一粥一饭，够了。”有人想请他破例写幅字，他说：“答应了师父，午后不写字，不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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