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中旬的上海，梅雨季节的湿气裹着咸腥的海风，黏腻地贴在人身上。
陈默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衫，戴着顶黑色礼帽，手里提着个装着账本的皮箱，站在法租界外滩的码头边，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往来的人群，实则紧紧锁定着不远处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他的任务目标，疑似日伪探子的商人佐藤。
新人培训刚结束，陈默就接到了情报组的第二个任务，由特务科李科长直接下达：“跟踪佐藤，记录其每日行踪、接触人员、交易内容，不得暴露身份，三日后提交报告。”
出发前，老曾科长特意提醒他：“这任务看似简单，实则是戴先生对你的二次考验，不仅要完成跟踪，还要注意身后——有人会盯着你，看你是不是‘听话’，有没有‘小动作’。”
陈默心里清楚，所谓的“盯着”，就是情报组派来的监视线人，测试他的忠诚度与执行力。
他必须把握好分寸：既要精准完成跟踪任务，又不能暴露自己在苏联特训时练就的反侦察能力，更不能让监视线人抓住任何“可疑”把柄。
佐藤提着一个黑色皮箱，慢悠悠地走上码头，与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碰了面。
两人在码头的茶摊坐下，低声交谈着什么，时不时用眼神示意对方。
陈默假装在旁边的杂货铺买烟，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他们的对话——日语夹杂着中文，隐约能听到“军火”“码头仓库”“三天后”等字眼。
他没有靠得太近，而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跟踪路线，慢慢往后退，绕到茶摊对面的巷子口。
这条路线是他昨晚反复研究地图定下的，避开了外滩的繁华路段和租界巡捕房的卡点，既能清楚观察佐藤的动向，又能随时隐藏自己，还能巧妙避开监视线人的直接观察。
果然，当他走到巷子口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穿短衫的男人正靠在电线杆上，假装看报纸，目光却时不时瞟向茶摊——正是监视线人。
陈默心里冷笑，面上却装作毫不知情，继续往前走，在巷子深处的拐角处停下，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小巧的笔记本，快速记下：“上午9时，佐藤与中山装男子在码头茶摊会面，提及‘军火’‘码头仓库’‘三天后’，男子左手戴金表，无名指有戒痕。”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重新回到巷口，刚好看到佐藤和中山装男子分开，佐藤提着皮箱，往法租界的洋行方向走去。
陈默没有立刻跟上，而是等了两分钟，确认监视线人也跟上去后，才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他要保持距离，既不让佐藤察觉，也不让监视线人觉得他“过于急切”。
跟踪途中，佐藤几次故意绕路，在繁华的南京路拐进小巷，又从另一条街道穿出，显然是在试探是否有人跟踪。
陈默按照“普通跟踪员”的水准，故意在小巷口停顿了几秒，假装“差点跟丢”，然后加快脚步追上，刚好看到佐藤走进一家名为“大和洋行”的建筑——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秘密据点，也是情报组重点监控的目标。
他没有靠近洋行，而是走到对面的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
透过玻璃窗，他能清楚看到洋行门口的动静，同时也能观察到监视线人正坐在咖啡馆的另一角，假装喝咖啡，实则盯着他。
陈默端起咖啡，慢慢喝着，心里却在快速分析：佐藤去大和洋行，大概率是交接军火；三天后的交易地点在码头仓库，需要提前通知组织，让上海地下党做好准备，拦截这批军火。但他不能直接联系组织，必须等任务结束后，通过加密暗语传递消息。
下午3时，佐藤从洋行出来，手里的皮箱不见了，换成了一个信封。
他没有回酒店，而是去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公馆，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保镖，一看就是军阀的私人据点。
陈默在公馆对面的树后停下，假装系鞋带，快速记下公馆的门牌号和保镖的特征——黑色西装、左耳戴耳钉、腰间有枪套。
这时，监视线人突然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随意：“兄弟，看什么呢？这地方可不是普通人能靠近的。”
陈默心里一紧，表面却装作惊讶：“没什么，路过，鞋带松了。这人是谁啊？排场这么大。”
“不清楚，估计是哪个军阀的人。”
监视线人笑了笑，眼神却带着审视，“你跟踪的目标进去多久了？没暴露吧？”
“刚进去十分钟，我离得远，应该没暴露。”
陈默语气平淡，指了指对面的公馆，“要不要进去看看？”
“不用，按规矩来，别打草惊蛇。”
监视线人摆摆手，转身走了——他只是试探陈默是否会擅自行动，见陈默“听话”，便放心离开。
陈默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松了口气——监视线人的试探很隐蔽，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自己的警惕性。
他继续留在树后，直到下午5时，佐藤才从公馆出来，手里的信封不见了，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坐车回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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