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的过道在夜里亮如白昼。家家户户都在清点粮本和存款,王奶奶的拐杖在地上敲出焦急的节奏,她的粮本丢了,正挨家挨户地问;李家的孩子在哭,因为家里的白糖被父母锁起来了,说明天要涨价;赵厂长家的灯亮到很晚,隐约能听见搬东西的声音,像在转移什么贵重物品。
张小莫在梦里看见粮店的队伍变得无限长,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粮本,像举着救命稻草。大米的价格在梦里疯长,从一毛三分涨到一块三,最后变成用钞票贴成的窗花,在风中飘得像纸钱。她惊醒时,看见母亲正往咸菜坛里加盐,粗盐粒落在白菜上,发出 “沙沙” 的响,像在给日子加道保险。
第二天的粮店门口挂出了新价签。大米一毛六分五一斤,比昨天涨了三分五。张建国站在价签前,手里的粮本突然变得很轻,像张没用的废纸。排在后面的人在吵架,有人把粮本撕了,碎片在风里飞,像群绝望的蝴蝶。
“买了二十斤。” 张建国扛着米袋回家时,肩膀被勒出红印,“下个月的定量提前买了,省得再涨价。” 他把米倒进缸里,陈米和新米在缸里分出明显的界限,像两个割裂的世界。林慧往米缸里撒了把花椒,防米虫的气味里,突然传来王奶奶的哭声,她的粮本还是没找到,今天没买到米。
收音机在晚上播报了更严厉的新闻。物价上涨的幅度超出预期,部分城市出现抢购潮,商店的货架被扫空,连火柴都成了紧俏货。张建国蹲在煤炉旁抽烟,烟圈在灯光里散成雾:“要不…… 把棉袄夹层里的钱取出来?”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敲着,像在算一笔算不清的账,“买点面粉?”
林慧没说话,往灶膛里添了块煤。火光映着她的脸,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化不开的愁。“再等等。”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也许…… 也许不会一直涨。” 锅里的玉米糊糊在翻滚,香气弥漫在狭小的屋里,像个脆弱的安慰。
张小莫在那天夜里,把自己的铁皮青蛙放进了樟木箱。青蛙的漆已经掉了大半,发条也不太灵了,却依然能跳。她摸着箱底棉袄夹层里钞票的棱角,突然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把钱缝得那么结实。在这个物价飞涨的秋天,钱是底气,是安全感,是对抗未知的铠甲,而那些藏在日子褶皱里的爱,像棉袄里的棉絮,虽然不显眼,却能抵御所有的寒风。
粮店的价签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更新,从一毛六分五到两毛一,再到两毛五,每涨一次价,队伍就更长一些,吵架的人就更多一些。张建国每天都去排队,像场不知终点的马拉松,林慧则在家里缝缝补补,把旧衣服改成新样式,说这样能省点布票。
有天放学,张小莫看见赵厂长家的司机正往车上搬面粉,麻袋上印着 “特等粉” 的字样,而粮店的货架早就空了,只剩下 “售罄” 的牌子在风中摇晃。她突然想起家里棉袄夹层里的 100 元,想起父亲手里那十块肥皂,想起母亲缝钞票时密如蛛网的针脚。
在那个价格闯关的前夜,每个普通家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御着风浪。有人囤粮,有人藏钱,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改革的阵痛之后,有人在焦虑中祈祷日子能慢些变化。而对于张家来说,那件缝着钞票的棉袄,那袋省着吃的大米,那个虽然掉漆却依然能跳的铁皮青蛙,都是对抗未知的武器,是在动荡岁月里,紧紧攥在手里的,最踏实的日子。
多年后,当张小莫在超市里随意挑选大米,不再看价签时,总会想起 1987 年的那个秋天。想起母亲在棉袄夹层里缝钞票的针脚,想起粮店外漫长的队伍,想起父亲手里那十块黄肥皂,想起收音机里那句 “物价改革决心已定”。那些记忆像被岁月腌过的咸菜,带着点苦涩,却格外下饭,让她明白,每一个安稳的今天,都藏着过去无数个小心翼翼的昨天,像棉袄里的棉絮,一点点积攒起来,才能抵御所有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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