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在《便义十六策》中写道：“治国者，必以法为纲，以信为纪。”彼时的蜀汉，刚经夷陵之败，内外动荡，正是靠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制度韧性，才稳住了局面。但四十余年后，当邓艾的士兵踏入成都时，却发现这座曾以“法治”闻名的城池，早已充斥着“法纪废弛”的颓相——制度的僵化与崩坏，如同附骨之疽，一点点蛀空了蜀汉的立国根基。
一、法治精神的褪色：从“王子犯法”到“权贵免责”的双标
诸葛亮治蜀，最核心的理念是“法不阿贵”。他亲自主持制定《蜀科》，强调“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对马谡“违令失街亭”，虽情同父子仍挥泪斩首；对李严“运粮误期”，虽为托孤重臣仍贬为庶民；就连自己“街亭之败”，也主动上书自贬三级。这种“一断于法”的决心，让蜀汉初期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风气。
但这一精神在诸葛亮去世后逐渐松动。蒋琬、费祎虽力求维持，却已显“宽纵”之相：蒋琬对东州派将领杨敏的“诽谤之言”不予追究，美其名曰“以德报怨”；费祎对姜维“屡违节制”的北伐请求，虽不赞同却屡屡妥协，理由是“尊重宿将”。制度的刚性，在“人情”与“妥协”中悄悄软化。
到刘禅后期，“法外开恩”已成常态。黄皓作为宦官，本应受“内侍不得干政”的制度约束，却能肆意干预朝政，甚至操纵官员任免——巴郡太守罗宪因拒绝依附黄皓，被调任偏远的永安；侍中董允多次弹劾黄皓，反被刘禅疏远。更荒唐的是，黄皓的亲信郑强“强占民田百亩”，按《蜀科》应处流放，却仅被“罚俸三月”，理由是“皓有微功”。
权贵的“免责特权”，直接冲击了制度的公信力。姜维作为大将军，本应带头守法，却在沓中“私养部曲数千”——按《蜀科》，将领“私蓄甲士”等同于谋逆，姜维却以“防备羌胡”为由搪塞过关。这种“选择性执法”让百姓彻底寒心：梓潼郡有农户因“私藏盐铁”被处死，而官员子弟“公然贩盐”却无人问津，民间遂有“蜀法，只治百姓不治官”的歌谣。
当制度沦为“权贵的工具”，其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便彻底失效。成都出土的景耀年间《刑狱简》显示，当时的案件审理中，“权贵请托”的比例高达三成，而普通百姓的申诉被驳回率超过七成——这种“合法的不公”，比苛政更能摧毁民心。
二、选官制度的崩坏：从“任人唯贤”到“派系世袭”的固化
蜀汉初期的选官制度，延续了两汉的察举制，却被诸葛亮注入了“唯才是举”的活力。他设立“丞相府选曹”，打破“门第限制”，从底层提拔了大量人才：蒋琬出身小吏，因“有社稷之才”被委以重任；王平是降将，因“忠勇善战”成为镇守汉中的大将；张裔是益州土着，因“明达政事”官至长史。这种“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选官逻辑，让蜀汉官僚体系保持着流动性与活力。
但这一体系在后期逐渐被“派系世袭”绑架。荆州派为巩固权力，将选官权牢牢攥在手中：尚书台的要职（如尚书令、仆射）几乎被荆州籍官员垄断，景耀年间的尚书令樊建、仆射董厥，皆为诸葛亮旧部之后；东州派虽能分得部分职位，却多是“荣誉性官职”，鲜有实权；益州派则被彻底边缘化，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不过是郡太守，且多在偏远地区。
更致命的是“任人唯亲”取代了“任人唯贤”。黄皓掌权后，选官标准从“才能”变成“依附关系”：他的亲信陈祗无尺寸之功，却被提拔为侍中；依附黄皓的阎宇能力平庸，竟取代罗宪成为永安都督。这种“逆淘汰”让有识之士心灰意冷，李密在《陈情表》中说“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实则是对蜀汉官场“贤愚不分”的无声抗议。
人才断层的恶果，在危局中暴露无遗。当邓艾奇袭阴平，刘禅召集群臣议事时，朝堂上竟无一人能提出可行的御敌之策：诸葛瞻虽为诸葛亮之子，却“不善军事”，只能“战死以谢天下”；谯周虽有学识，却只会“劝降”；姜维远在沓中，朝中竟无第二人能统筹全局。这种“无人可用”的窘境，正是选官制度崩坏的直接后果。
三、财政制度的短视：从“开源节流”到“饮鸩止渴”的枯竭
诸葛亮时期的财政，秉持“开源节流”的原则：开源方面，通过盐铁官营、蜀锦贸易、南中贡赋充实国库；节流方面，“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皇帝与官员的用度皆有严格限制，诸葛亮自己“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这种“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让蜀汉在连年北伐中仍能维持基本平衡。
但这一制度在后期被“短期透支”取代。姜维北伐需要巨额军费，却未能延续诸葛亮的“开源”之策，反而将盐铁官营变成“垄断盘剥”：盐价从诸葛亮时期的“一石百钱”涨到“一石五百钱”，铁器价格翻了三倍，百姓“无盐食、无农具”的现象普遍出现。蜀锦贸易也因“强制征调”而衰落，织工“逃亡者十之三四”，产量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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