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熙元年（264年）的成都，春寒尚未褪去，邓艾的士兵已在街头巡逻。那些曾悬挂“汉”字旗的城楼，如今飘起了曹魏的旗号；太学里讲授《公羊传》的博士，正匆忙改习《魏律》；连市井间孩子们唱的歌谣，也从“汉祚兴”变成了“大魏昌”。蜀汉的灭亡，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掀起了一场席卷巴蜀乃至整个天下的权力重构——旧的秩序崩塌，新的规则正在废墟上建立，而历史的书写权，也在胜利者与幸存者的角力中悄然转移。
一、权力真空的填补：曹魏对蜀地的“软征服”
司马昭对蜀地的治理，采取了“军事威慑+怀柔拉拢”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他留钟会、邓艾分驻成都、绵竹，以十万兵力控制战略要地，防止蜀汉旧臣复辟；另一方面，又对益州士族大加封赏：谯周因劝降有功，封阳城亭侯，食邑六百户；原蜀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张飞之子）被征召入洛阳，授予九卿职位；连刘禅也得“安乐公”爵位，食邑万户。这种“恩威并施”，本质是用利益置换益州士族的忠诚，加速蜀地对曹魏的认同。
但权力重构的核心，是对“资源分配权”的争夺。曹魏废除了蜀汉后期的“盐铁官营垄断”，允许益州士族参与盐、铁、蜀锦等产业经营，如蜀中大族卓氏（卓文君后裔），在曹魏统治下迅速恢复元气，成为“蜀锦贸易”的主导者；同时，将原属蜀汉中央的部分土地（如诸葛亮时期的“军屯田”）分封给益州豪强，以换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这种“利益再分配”，让益州士族很快从“蜀汉遗民”转变为“曹魏臣民”——对他们而言，谁掌权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保住家族利益。
更微妙的是“行政体系的渗透”。曹魏保留了蜀地的郡县制，但刺史、太守等要职多由“魏人”或“亲魏派”担任：原曹魏雍州刺史诸葛绪调任益州刺史，监视蜀地动向；谯周的学生陈寿（《三国志》作者）被任命为观阁令史，负责整理蜀汉档案——这种“以蜀治蜀”加“魏人监督”的模式，既减少了统治阻力，又确保了中央对蜀地的掌控。到西晋建立时，蜀地已基本完成“去蜀汉化”，成为西晋稳定的赋税来源地。
二、失败者的挣扎：姜维复国与蜀汉旧臣的命运歧路
蜀汉灭亡后，并非所有人都甘心臣服。姜维的“复国大计”是最悲壮的挣扎——他利用钟会的野心，劝其“据蜀自立”，并暗中联络蜀汉旧部，试图趁机恢复汉室。这场密谋曾一度接近成功：钟会囚禁邓艾，在成都散布“司马昭谋反”的谣言，蜀地百姓因“厌魏情绪”纷纷响应。但最终因消息泄露，钟会、姜维被乱兵杀死，参与者“死者数万人”（《三国志·钟会传》）。
姜维的失败，标志着蜀汉旧臣“武力复国”的可能性彻底断绝，剩下的人只能在“合作”与“抵抗”间选择。选择“合作”者，如樊建、张绍，进入曹魏中枢为官，虽得富贵却被贴上“贰臣”标签；选择“隐退”者，如廖化、宗预，闭门谢客，拒绝与曹魏合作，最终“忧愤而死”；选择“有限抵抗”者，如罗宪、霍弋，虽向曹魏投降，却坚持“保境安民”，罗宪在永安击退东吴的趁火打劫，霍弋在南中稳定地方秩序，以“守土之功”换取蜀地百姓的安宁。
这些不同的选择，折射出失败者的复杂心态。对廖化等“荆州旧部”而言，蜀汉是“理想载体”，投降意味着背叛初心；对霍弋等“益州本土人士”来说，蜀汉是“治理工具”，只要能保住家园，向谁臣服并不重要；而对年轻一代（如诸葛瞻之子诸葛京），蜀汉只是“父辈的记忆”，他们更愿意在新政权中寻找机会——这种代际差异，让蜀汉的“复国力量”难以凝聚，最终在历史洪流中消散。
三、历史书写的权力：胜利者的叙事与失败者的回声
蜀汉灭亡后，历史的书写权落入曹魏（及后来的西晋）手中。陈寿的《三国志》将蜀汉列为“列传”（《蜀书》），而曹魏为“本纪”，这种“体例差异”本身就是对“正统性”的判定；书中对诸葛亮的评价虽总体正面（“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却也隐晦批评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对姜维则直指其“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将蜀汉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他。
这种“胜利者叙事”的背后，是对“合法性”的建构。曹魏需要将蜀汉塑造为“割据政权”，以证明自己“代汉”的正统性；需要将姜维塑造成“误国者”，以掩盖曹魏伐蜀的非正义性；需要强调“蜀地疲敝”，以合理化自己的征服。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总会留下“失败者的回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将蜀汉列为正统，批评陈寿“帝魏寇蜀”；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大量蜀汉史料（如《诸葛亮集》《江表传》），弥补了“胜利者叙事”的空白；民间传说中，诸葛亮被塑造成“神机妙算”的智者，姜维被赋予“忠贞不屈”的形象，这些都与正史形成微妙的张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