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的画卷，在杨梅面前展开了截然不同的两面。一面是窗明几净的教室，充斥着抽象的理论、复杂的公式和教授们沉稳的讲述；另一面，则是弥漫着油烟与洗洁精气味的后厨，堆满纸箱的仓库，以及需要时刻保持微笑、应对各种要求的喧嚣前厅。她的时间被精准地切割，像一块贫瘠的土地，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
课余时间，对她而言，不再是社团活动、图书馆闲逛或者宿舍闲聊。它们被明码标价，兑换成超市卸货时按件计算的酬劳，或者餐厅端盘子按小时结算的工资。
周六周日，当大多数同学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弥补一周的睡眠，或者相约去市中心逛街看电影时，杨梅已经穿上最旧最耐磨的运动服，来到了学校旁边那家中型超市的后仓。这里空气浑浊，弥漫着纸箱和灰尘的味道。她的工作通常是将刚从大货车上卸下的整箱商品，用手推车运到仓库指定区域，或者根据清单，将货物拆箱，一一摆上货架。
这完全是体力活。一箱二十四瓶的矿泉水，一箱箱沉重的洗衣液，摞得高高的膨化食品箱……最初几天，她纤细的手臂肌肉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手指也被粗糙的纸箱边缘磨出了水泡。汗水常常浸湿了她的额发和后背，黏腻地贴在皮肤上。一起干活的多是些中年男女，他们沉默而麻利，偶尔会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指点她两句，眼神里带着一丝对“学生娃”干这活儿的怜悯或好奇。杨梅从不叫苦，只是咬着牙，一遍遍地搬运、拆箱、上架。她看着空荡的货架被自己亲手填满，变成琳琅满目的商品阵列，会有一种极其微小的、创造秩序般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下班结账时，负责人递过来的那张沾着点油污的钞票，是实实在在的，能填饱她下一周肚子的东西。
周一到周五，没课的下午和晚上，她的战场则转移到了学校附近一家规模不小的中餐馆——“蜀香园”。这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与超市后仓的冷清判若两个世界。她的工作是服务员，负责点菜、传菜、收拾桌子。
穿上那套略显宽大、款式土气的统一制服，杨梅感觉自己像被套进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壳里。她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挺直背（不是为了气质，是为了显得精神，避免被领班批评），脸上要挂着训练出来的、模式化的微笑。她要记住复杂的菜单和酒水价格，要穿梭在拥挤的桌椅和端着滚烫菜肴的同事之间，步伐要快而稳。她要忍受某些客人的挑剔和呼来喝去，要清理桌上狼藉的杯盘和残羹冷炙。
手指被热盘子烫出红痕是常事，小腿因为长时间站立和奔走而肿胀酸痛。空气中永远混杂着饭菜香、酒气和一种油腻腻的感觉，下班后，即使用香皂搓洗很多遍，似乎也难以完全去除那股味道。但她很快掌握了技巧，如何一次端更多的盘子，如何巧妙地回答客人的问题，如何在忙碌中保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为那个抽屉里的信封增加一点厚度。那信封，是她的安全感，是她对抗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的盾牌。
然而，盾牌并非总能抵挡住所有无形的箭矢。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蜀香园”生意格外火爆，大堂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杨梅正端着满满一托盘刚出锅的水煮鱼片，小心翼翼地走向靠窗的一桌。氤氲的热气带着麻辣的香气扑在她脸上，她必须全神贯注，防止汤汁溅出或脚下打滑。
就在她快要走到那桌时，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桌旁的客人，心脏猛地一缩。
那张桌子上坐着四五个人，正是她班上的同学。其中两个女生，王莉和张晓，平时在班里就比较活跃，家境似乎也不错，穿着打扮总是紧跟潮流。她们正笑着和旁边的男生聊天，面前摆着精致的菜肴和饮料。
杨梅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一种混合着窘迫和难堪的情绪瞬间涌了上来，让她几乎想立刻转身。但她知道不能。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脸上的笑容不要僵硬，稳步走上前。
“你们的水煮鱼，请慢用。”她尽量用平稳的声线说道，小心地将沉重的砂锅放在桌子中央的隔热垫上。
王莉和张晓显然也看见了她。她们脸上的笑容凝滞了一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毫不掩饰的惊讶，但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打量和……鄙夷。
就在杨梅放好菜，准备转身去忙别的时，王莉带着一种刻意拖长的、娇嗲的语调开口了，声音不大，却足以让这一桌人和近处的杨梅听清：
“哟，杨梅？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杨梅停住脚步，转过身，脸上依旧维持着职业化的微笑：“晚上好，同学。在这里兼职。”
张晓上下扫了一眼杨梅身上那套格格不入的制服，嘴角撇了撇，语气带着一丝轻佻：“端盘子啊？挺辛苦的吧？听说这种地方打工，又累钱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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