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大学的深秋，色彩斑斓之后，便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寂寥。对于大一新生而言，这个学期已过半程，班级的轮廓逐渐清晰，小团体开始形成，校园生活也展现出它丰富多彩的一面。班级选举、社团活动、联谊聚会……各种社交名片在年轻的舞台上交换、叠加，构建着属于大学的人际网络。
然而，在这幅喧闹的青春图景中，杨梅始终像一个模糊的、游离在边缘的虚影，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
当班长在讲台上热情洋溢地宣布班委改选，鼓励大家毛遂自荐时，同学们或跃跃欲试，或交头接耳地讨论人选。杨梅只是静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头埋得更低了些，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划着无意义的线条。不是她没有想法，不是她缺乏能力，而是她参加不起。
参与选举，意味着需要投入时间去拉票、去沟通、去组织活动，意味着可能要承担额外的、没有报酬的工作。她的时间，早已被生存的砝码压得密不透风，每一分钟都需要兑换成维持温饱的资本。她的精力，在课堂、餐馆、超市的三点一线中被消耗殆尽，再也挤不出一丝一毫去经营所谓的人际关系或班级事务。
当社团招新的余温未散，各种兴趣小组、学术团队开始举办第一次见面会或团建活动时，教室里、草坪上、活动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杨梅有时会从旁经过，目光短暂地掠过那些因为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的、脸上洋溢着热情光芒的同学，心底会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涟漪，那是对正常大学生活的本能向往。但下一秒，这涟漪便迅速消散在现实的寒风中。社团通常需要缴纳会费，哪怕只是几十元；活动需要时间，哪怕只是一个晚上。这些对于周小雅、李蜜她们来说微不足道的开销和闲暇，对杨梅而言，都是需要反复权衡、最终不得不忍痛割舍的“奢侈”。
她的世界，被一条无形的线清晰地划分开来。线的这边，是她孤身一人奋战的、冰冷而坚硬的现实：教室、图书馆（仅限于查阅资料和短暂自习）、餐馆、超市、宿舍。线的那边，是其他同学肆意挥洒的、温暖而柔软的青春：社团、聚会、恋爱、旅行、无忧无虑的探索和社交。
她无法跨越这条线。因为支撑这条线的，是经济基础这堵冰冷而坚厚的墙。
母亲周丽华，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给她打过一分钱生活费了。那个曾经虽然微薄但还算稳定的补给源，彻底断粮。最初的愤怒、委屈和心寒，如今已被一种更深沉的、近乎麻木的接受所取代。她不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电话偶尔响起，如果是母亲打来的，内容也无一例外是询问学习，语气冰冷，带着审视和催促，绝口不提钱的事情。杨梅也学会了用最简练、最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回应，汇报一下近况（当然是经过美化的），然后迅速结束通话。
这两个月，她完全依靠自己在餐馆和超市辛苦挣来的薪水，以及之前从牙缝里省下的一点积蓄度日。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打细算。食堂里最便宜的窗口，哪个阿姨打菜手更松一些她都已摸清；洗发水、沐浴露要用到最后一滴，兑上水晃一晃还能再用一次；一件毛衣从初秋穿到深冬，晚上洗了白天继续穿，因为舍不得买新的。
经济的极度窘迫，像一把锉刀，磨掉了她身上最后一点属于少女的娇气和可能存在的虚荣，只剩下最本质的生存需求。也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压力下，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和决绝，在她心底破土而出。
十一月的寒风开始带来初冬的讯号，校园里的银杏叶几乎落尽，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一天晚上，杨梅结束在超市的夜班，拖着冻得有些僵硬的身体回到宿舍。宿舍里暖气开得很足，周小雅和李蜜正窝在沙发上一边敷面膜一边看综艺，笑声清脆。她们讨论着寒假要去哪里旅游，是去温暖的南方海边，还是去北方看雪。
杨梅默默地换上拖鞋，没有参与讨论，甚至没有朝她们的方向多看一眼。她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打开台灯，昏黄的光线照亮了她疲惫却异常冷静的脸。
寒假。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意味着放松、团聚、休整，意味着可以暂时逃离学业的压力，回到家庭的港湾。
但对于杨梅，寒假意味着接近一个月的零收入和持续的支出。
餐馆和超市在寒假期间生意会清淡，很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兼职生，甚至可能歇业。学校宿舍虽然可以申请留宿，但基本的餐费、生活开销不会停止。母亲那边……她早已不抱任何希望。
她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在上面郑重地写下了两个字：寒假。
然后，她开始冷静地、一条一条地罗列：
支出预估： 伙食费（按最低标准）、必要的生活用品、可能的水电杂费、如果找到工作需要交通费……
收入来源： 现有积蓄（她仔细计算了余额，数字令人心紧）、寒假期间可能找到的临时工作（类型、地点、预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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