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杨梅那声客气的“谢谢妈”和关于早饭的询问，周丽华的心像是被细线勒紧，又酸又涩。她看着女儿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马甲，看着周围这乱糟糟的环境，一股强烈的、想要立刻将女儿带离此处的冲动涌了上来。她必须知道，女儿在这里究竟承受了多少。
“梅梅，”周丽华抹了把脸上的泪痕，声音还带着哽咽，但语气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带着审视意味的腔调，“你在这里，一天赚多少钱？”
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瞬间劈中了杨梅最敏感的神经。她的大脑立刻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她太清楚杨母的控制欲了。 从小到大，她的每一笔开销——哪怕是买一支笔、一个本子——都需要向母亲报备，接受询问和评判。如果让母亲知道她在这里一天能挣一百五十元，后果不堪设想。母亲绝不会为她能赚到这么多钱而感到欣慰，反而会立刻开始计算：既然你能赚这么多，那下个学期的生活费是不是可以完全不给了？甚至，会不会反过来要求她上交一部分？或者，以此为借口，进一步缩减她本就微薄的生活预算？实话实说，估计只能让她缩减再缩减。
绝不能说实话！
电光火石之间，杨梅已经做出了决定。她垂下眼睫，避开母亲探究的目光，用一种略带含糊、仿佛自己也并不十分确定的语气，模糊地说了句：“不确定的，看客流的……”
她顿了顿，仿佛在努力回忆，然后报出一个被她腰斩后还打了折扣的数字：“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80块吧。”
八十块。这个数字，既不至于低到让母亲觉得她在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毕竟在H州，普通零工可能还赚不到这个数），又远低于实际的一百五十元，给自己留下了缓冲的余地，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可能引发的“盘剥”风险。
周丽华听到“八十块”，眉头下意识地皱了一下。她本能地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不实，但看着女儿那低眉顺眼、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又想到客运站这种地方临时工的行情，一时也无法立刻反驳。八十块，在S市这种地方，确实不算多，尤其是在这种辛苦的岗位上。
但这更坚定了她要带女儿离开的决心。为了这区区八十块（在她看来），她的女儿在这里吃苦受罪，丢人现眼！
她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直接下达了命令：“为了这点钱遭这个罪！跟我回去！ 现在就去跟你们负责人说，不干了！”
杨梅的心猛地一沉，不安又为难的情绪瞬间攫住了她。 回去？回到那个压抑的、需要看母亲脸色、需要无条件满足妹妹需求、甚至可能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无法保障的家？继续过那种仰人鼻息、动辄得咎的日子？不！她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好不容易才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了一点点的独立和安全感，她绝不能回去！
但是，她不能直接反抗。直接顶撞只会激化矛盾，母亲有无数种方法可以逼迫她就范。
电光火石间，她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一个母亲无法轻易驳斥的理由。
她抬起头，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一种混合着为难、歉疚和坚持原则的神情，声音细细的，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坚定：
“妈，”她轻声说，目光恳切地看向周丽华，“这个工作，是我同学的姑姑介绍的。”她刻意强调了“同学的姑姑”，暗示这其中有人情关系。
“我们已经说好了，要干到开学。”她继续说着，语气里带着对承诺的看重，“现在才做了一半不到，临时反悔怕是不好吧？”
说到这里，她微微停顿了一下，仿佛下定了很大决心，才抬起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母亲，用一句轻飘飘却分量千斤的话，作为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盾牌：
“您不是……从小就教我要有诚信吗？”
“您不是教我要有诚信吗？”
这句话，像一把精心打磨的钥匙，精准地插入了周丽华自己设定的道德锁孔里。
周丽华整个人都怔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被女儿用自己曾经灌输的道理，结结实实地将了一军。
是啊，“诚信”、“守信”、“说话算话”，这些是她周丽华从小到大，无数次板着脸教训两个女儿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她用它来要求杨梅对学习负责，对家务尽责，甚至对妹妹杨晨也要“言出必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杨梅会把这个原则，用在这种场合，用来对抗她这个母亲的命令。
她看着女儿那双看似无辜却又暗含倔强的眼睛，一股郁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也下不去。她能说什么？难道能否认自己多年的教诲？难道能说“诚信”也要分情况，在我让你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不讲信用？
她不能。她苦心经营多年的、严厉而正直的母亲形象，不允许她这样做。
场面一下子僵持住了。周丽华脸色铁青，胸口起伏，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反驳。杨梅则微微低着头，一副“不是我不想回去，而是我不能违背您教导的诚信”的恭顺模样，实则将所有的压力，巧妙地反弹了回去。
一直旁观的侯姑姑，虽然听不清具体对话，但看着杨梅那副看似为难实则寸步不让的姿态，以及那位母亲哑口无言的憋闷样子，心里不由得暗暗喝彩。这丫头，看着闷不吭声，心里竟有这样的盘算和韧性！用对方最看重的道理来保护自己，这一招，实在是……太高了。她越发觉得，杨梅这个女孩，绝不像她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她的内心，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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