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矩这是要干什么？难道他想效仿刘备，割据蜀地？”秦王刘广烈性格刚直，看完密报后怒不可遏，猛地拍了一下案几，“此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实在可恶！不如即刻下令，将其召回京城问罪！”
刘知远却比弟弟冷静得多，他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敲击着案几，沉声道：“三哥，不可冲动。杨应矩在蜀地经营十载，根基深厚，麾下兵马众多，且蜀地地势险要，一旦逼之过急，恐生变故。如今我们刚刚稳定朝局，不宜再引发大规模战乱。”
“可他囤积粮草，操练兵马，与神秘人物往来密切，分明是图谋不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视不理？”刘广烈不服气地说道。
“并非坐视不理，而是要循序渐进。”刘知远拿起密报，再次仔细看了一遍，“暗影卫的眼线无法接触到核心机密，我们还不确定杨应矩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他背后是否有其他势力之持。如果贸然动手，很可能打草惊蛇。”
兄弟二人商议许久，最终达成共识：加快对川渝的调整步伐，但采取“明升暗降”的策略，避免激化矛盾。计划在次年春闱结束后，以“功高卓着，调入中枢辅政”为名，将杨应矩召回京城，然后再逐步清除其在蜀地的亲信势力，重新任命川渝总督，掌控蜀地局势。为了避免引起杨应矩的警惕，朝廷暂时不对川渝采取任何异常行动，一切照旧。
然而，刘知远和刘广烈还是低估了杨应矩的警惕性，更低估了他狗急跳墙的决心。杨应矩久居高位，心思缜密，朝廷的清洗运动早已让他心生戒备。他深知，自己在蜀地的势力过大，早已成为朝廷的潜在威胁，朝廷迟早会对他动手。暗影卫安插的眼线虽然隐蔽，但还是有蛛丝马迹被杨应矩察觉。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扮演着“贤明总督”的角色，暗地里却加快了筹备步伐。
更让朝廷始料未及的是，杨应矩早已与“天绝”组织的残余势力勾结在了一起。“天绝”组织是前晋王麾下的秘密组织，成员多为江湖侠客、失意官员和地方豪强，势力遍布全国。在永昌二十七年的清洗运动中，晋王被诬陷谋反，“天绝”组织遭受重创，首领被杀，大部分成员被镇压，但仍有部分残余势力潜伏了下来。这些残余势力对朝廷恨之入骨，一直在寻找机会反扑。杨应矩正是看中了“天绝”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力，主动与其接触，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合作协议：“天绝”组织为杨应矩提供情报、资金和江湖势力支持，帮助其发动叛乱；杨应矩则承诺，叛乱成功后，为晋王平反昭雪，扶持晋王后裔登基，给予“天绝”组织高官厚禄。
那些频繁与杨应矩在深夜会面的神秘人物，正是“天绝”组织的残余首领。他们为杨应矩制定了详细的叛乱计划，并帮助他联络更多的土司势力，扩充兵力。在“天绝”组织的帮助下，杨应矩的叛乱筹备工作进展神速，短短数月便已万事俱备。
永昌二十八年秋，当朝廷还在酝酿调整川渝总督的旨意，春闱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如同惊雷般炸响在蜀中大地。这一日，成都城旌旗招展，甲士林立，杨应矩身着戎装，手持宝剑，站在成都府衙前的高台上，召开誓师大会。川渝境内数十家土司的首领带领着麾下的土司兵齐聚成都，“天绝”组织的残余成员也纷纷亮出身份，加入了叛军的行列。
誓师大会上，杨应矩高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檄文。檄文历数太子刘知远“十大罪状”，斥其“任用酷吏，推行暴政，搜刮民脂民膏；迫害忠良，诬陷晋王谋反，动摇国本；独断专行，架空皇帝，图谋篡位”。檄文宣称，太子刘知远得位不正，晋王乃是蒙冤受屈，自己此举是“奉天讨逆，清除君侧”，目的是“除暴政，复清明”，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
这篇檄文言辞犀利，直指要害，很快便通过驿站、商号等渠道传遍了川渝各地，甚至开始向中原腹地扩散。檄文发布的同时，杨应矩下令兵分三路，向川渝境内的朝廷守军发动进攻：一路由土司兵组成，进攻川东重镇重庆；一路由心腹营伍和“天绝”组织成员组成，进攻川西的剑门关；自己则亲率主力，留守成都，统筹全局。
叛军攻势迅猛，朝廷守军猝不及防。川渝境内的朝廷守军数量本就不多，且分散在各个州县，加之许多地方官员早已被杨应矩收买，叛军一到，便纷纷开城投降。短短数日之内，川东、川西的多个州县便落入了叛军之手，重庆、剑门关等战略要地也被叛军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成都叛乱的消息，通过八百里加急快马，日夜兼程地向京城传递。天佑七年秋九月中旬，消息终于抵达京城，传入了东宫之中。当时，刘知远正在与内阁大臣商议春闱的相关事宜，当听到“川渝总督杨应矩叛乱，成都失守”的消息时，他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摔落在地，茶水溅湿了龙袍，却浑然不觉。内阁大臣们也个个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朝堂之上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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