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眼界一直为后世所诟病，毕竟他的下一代是皇帝的儿子，而他本人只是老农朱五四的重八。
朱元璋为保朱明江山永固，可谓操碎了心。他亲自编订《皇明祖训》，事无巨细，从“不准设丞相”到“不准宦官干政”，从“后宫不得干政”到“亲王训兵待命”的规矩，都写得明明白白，恨不得把后代儿孙每一步怎么走都规划好，最后还撂下狠话：“后世敢有方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他理想中的朱家皇帝，应该是勤政爱民、大权独揽、严守祖制的模范。
然而，老朱家的后代皇帝们，似乎集体得了“祖训选择性阅读障碍症”。首先在“丞相”这事上，他们倒是异常“听话”。朱元璋废了丞相，他们真就再不设了。但架不住活儿太多干不完啊！于是永乐帝朱棣搞出了个“内阁”，起初只是个秘书班子，但逐渐演变成实际上的行政中枢，到了后来，内阁首辅的权力堪比丞相，严嵩、张居正等权臣辈出。这操作，堪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顶级范例。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种种“祖宗家法”及其在后世子孙手中的“花式变形记”，若是看到他的《皇明祖训》被后代皇帝们如此“灵活运用”，怕是要气得从孝陵里坐起来。
在“宦官干政”这条上，子孙们更是把祖训当成了“摆设”。明英宗朱祁镇宠信王振，导致“土木之变”，差点把大明提前送走。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被称为“九千岁”，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干政，但他的曾孙宣德帝朱瞻基却特意设立“内书堂”，专门教太监读书写字，简直是“精准踩雷”。
至于朱元璋强调的“勤政”，后代皇帝更是将其抛诸脑后。嘉靖帝朱厚熜沉迷道教炼丹，天天琢磨长生不老，几十年不上朝；万历帝朱翊钧同样深居内宫，开启了漫长的“怠政模式”；天启帝朱由校则沉醉于木工手艺，把朝政丢给大太监魏忠贤。这几位爷，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躺平式治国”。
面对这幅“祖训崩坏图”，若是能让大明历代皇帝对着天幕发声，他们的“感慨”想必精彩纷呈：
永乐帝朱棣（略显尴尬地辩解）：“咳咳…父皇息怒！儿臣设立内阁，实乃国事繁重之权宜之计！且儿臣五征漠北，七下西洋，扬我大明国威，未尝堕了父皇的威风！这…这‘亲王训兵待命’，儿臣也是依祖训行事嘛…”（内心OS：我自己就是“清君侧”上位的，这祖训解释权…得灵活点儿。）
嘉靖帝朱厚熜（一边炼丹一边慢悠悠道）：“祖训？谁是老祖宗？大明朝的老祖宗是成祖爷！况且朕乃天子，天道自有朕来揣摩。炼丹修道，祈求长生，不也是为了大明江山永续？况且严嵩虽贪，却也能替朕分忧…至于朝政嘛，不是有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么？”（一副“朕已得道，凡尘俗务不必烦朕”的超然模样。）
万历帝朱翊钧（躲在深宫，一脸不耐烦）：“张居正倒是依祖训了，勤政！可结果呢？管朕管得那么严！朕亲政后，才发现国库都被他折腾空了！朕不过想立个喜欢的儿子当太子，那帮文官就天天拿祖制压朕！罢了罢了，朕谁也不见，谁也甭想管朕！”（将“摆烂”进行到底。）
天启帝朱由校（正专心刨木头，头也不抬）：“魏公公办事，朕放心！朕这木工活儿，可是正经手艺！皇爷爷说过要‘慎国政’，朕这是…这是以身作则，不瞎干预！对吧，魏公公？”（一旁魏忠贤连忙谄媚称是。）
崇祯帝朱由检（煤山上，泪流满面，悲愤交加）：“皇祖父！您看看！您看看这满朝的蛀虫！朕十七年兢兢业业，宵衣旰食，不敢有丝毫懈怠！朕穿打补丁的龙袍，吃粗茶淡饭，可那些口口声声守着祖训的文官，个个贪腐成性！朕想南迁，他们骂朕违背‘天子守国门’；朕加饷练兵，他们又说朕盘剥百姓！这祖训…这祖训到头来，竟成了捆住朕手脚的绳索！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啊！”
（其声凄厉，闻者动容。）
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本意是护佑朱明江山的万能宝典，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束缚后世皇帝的紧箍咒，甚至被一些人当作党同伐异的工具。他力图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前朝弊端，但极度集权的人治模式，使得帝国的兴衰过度依赖皇帝个人能力与品德。当后代皇帝能力不济或兴趣他移时，大权便不可避免旁落至宦官或权臣手中。明朝的最终灭亡，固然有诸多外部因素，但其内部制度的僵化与祖训在实际执行中的异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天幕盘点，让万朝时空的看客们唏嘘不已。秦始皇嬴政或许会冷哼：“法度严明固然重要，然世事变迁，岂能一纸祖训定万年？” 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慨叹：“制律当存其纲，而行之需合其时。如此拘泥，反受其害。” 汉高祖刘邦大概会挠头笑道：“俺老刘家就没这么多规矩！看来这当祖宗太操心，儿孙也未必买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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