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宣府内政诸事，两人各啜了一口茶汤，茶味的清苦漫开，恰如窗外渐沉的秋色。
话题自然而然转向这两年风雨飘摇的时局，书斋里的暖意也似淡了几分。
杨廷麟缓缓放下茶盏，带着一丝讥诮道：
“俊彦，你远征漠北这三年，辽西终是没能守住，彻底糜烂了。”
“去年松山城破，洪亨九被俘。听闻，他初时尚有几分气节，绝食数日拒降。
鞑酋黄台吉后派范文程去劝降，观洪亨九之言行，范文程见他下意识拂去衣上落尘，便断言‘彼尚惜衣，况其身乎？’，说他心志已摇。
“后来鞑子果然步步紧逼，或许是许以高官厚禄，或是以其宗族故土相胁。
总之，这位皇上最信任的督师大人，终究是剃发易服，屈膝降了鞑虏。”
“洪亨九久历边事，素知我朝边防虚实，他这一降，建奴如虎添翼啊！”
卢方舟心想，何止是边防虚实，洪承畴投降的影响力太大了。
他既是统兵的督师，能动摇明朝武人的忠勇之心，本身又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往后那些心念苟全的文人士子降清，便更没了道德包袱。
历史上事实也确是如此，洪承畴投降后，不但因他曾长期督师蓟辽的影响。
辽西旧部与锦州的祖大寿以及其侄祖泽远、祖泽溥等祖氏将门子弟，也随叔父一同归附，辽西将门集团自此全盘倒向清廷。
清兵入关之后，江南及中原各地的文人士子，更是如潮水般大批倒向满清。
而洪承畴，正是这股降潮里最显眼的“引路者”，成了清廷招抚南明文武官员的急先锋。
他凭着旧日在明朝的声望与人脉，或是晓以利害，或是动以旧情，将不少南明的封疆大吏、文坛宿儒拉至满清麾下，为满清平定江南、稳固统治立下了旁人难及的“功劳”。
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纵使他为清廷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在满洲权贵眼中，终究不过是个“贰主求荣”的降臣，打从心底里是瞧不上的。
晚年卸任时，清廷只给了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低微世爵，更难堪的是，百年之后，乾隆编纂《贰臣传》，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生的奔波与钻营，最终只落得个“失节叛明、为清鹰犬”的定论，沦为后世的警示谈资。
说到这里，杨廷麟的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鄙夷与讽刺的神情，他抬眼看向卢方舟道：
“此事最可笑之处在于，洪亨九剃发降虏后，京师那位竟还以为他已然殉国，还在宫中设坛祭奠，辍朝志哀！
呵呵……忠奸不分，贤愚莫辨，殉国者疑其潜逃，降贼者哀其死节！如此识人之明，如此朝廷耳目，怎不令人齿冷心寒！”
看到杨廷麟对此事的反应如此激烈，卢方舟自然深知缘由。
这不仅是对洪承畴变节的痛恨，对朝廷昏聩的失望，主要是此事勾起了杨廷麟内心深处一段极其沉痛与愤懑的记忆。
当年卢象升在巨鹿贾庄血战殉国后，崇祯皇帝听信杨嗣昌等人的谗言，竟一度怀疑卢象升是“畏战潜逃”，迟迟不予确认死讯，更不给殉国应有的哀荣与追赠。
那时，正是杨廷麟，这位卢象升生前的赞画，不顾自身安危，冒着战乱风险，多方寻觅，最终在战场上找到了卢象升的遗体。
他亲自护送灵柩，千里跋涉来到北京，于长安右门外奋力击响登闻鼓，以头抢地，血泪陈词，泣血为卢象升鸣冤，直斥权奸蒙蔽圣听，忠良蒙尘。
正是他这拼死一搏，才最终迫使崇祯正视现实，为卢象升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礼，追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谥号“忠肃”。
杨廷麟也因此事彻底对朝廷失望。
卢方舟与杨廷麟，也正是因为这层共同维护卢象升身后清誉、感佩其忠烈气节的经历，才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忘年之交。
此刻杨廷麟对崇祯“不识人”的激烈讽刺，何尝不是当年冤屈与愤懑的再次迸发？
看着杨廷麟因激动而微微发红的面颊和眼中闪动的痛心疾首之色，卢方舟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他轻轻叹了口气，伸出手，在案几上虚按了一下，既是示意杨廷麟平复心绪，也是一种无言的安慰。
“伯祥兄，且息怒。”
卢方舟的声音低沉道：
“卢督师一生，忠烈贯日，气节凌霄，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求仁得仁，其志已酬。
后世青史，自有公论，绝不会因宵小谗言或一时昏聩而减其光芒半分。至于洪承畴……”
他摇了摇头，语气转为冷峻：
“人各有志，亦各有其抉择。他既选了那条路，便需承担万世之骂名。朝廷不察，闹出笑话，固然可叹，但于我辈而言，更重要的是看清现实，汲取教训。”
“松山陷后，锦州祖大寿亦开城投降，至此，关外确仅余宁远一座孤城了。
辽东局面，已然彻底崩坏。朝廷目光短浅，赏罚不明，忠奸倒置，此乃积重难返之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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