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怀揣着举人功名和全家族的希望，再次踏上旅途。这一次，目的地是帝国的心脏——北京。他将参加来年春天礼部举行的会试（全国举人统考，考中者为“贡士”，再经殿试成进士）。
站在北上的客船甲板，曾国藩的心情与几年前去长沙时已大不相同。少了忐忑，多了笃定，但望向浩渺的江面与逐渐萧索的北国风光，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感还是悄然滋生。北京，那是天子脚下，是真正的龙腾虎跃之地。
初入京城，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大”。城墙之高，街道之阔，宫阙之巍峨，远非长沙可比。然后是“多”。车马之多，官轿之多，穿着各色官服、操着南北口音的人之多，让他眼花缭乱。最后是“贵”。物价贵得咋舌，一碗普通的炸酱面，抵得上湘乡一顿像样的饭菜；稍微体面点的客栈，房钱都让他肉疼。他真真切切地成了一个“北漂”，一个揣着梦想和有限盘缠，在帝都寻找机会的年轻人。
会试在春天举行，地点在贡院，那是一个如迷宫般、有着成千上万个狭窄号舍的巨大考场。一连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吃喝拉撒全在号舍内，对体力精力都是极限考验。这就是着名的“春闱”。
放榜日，人群比长沙乡试时多了何止十倍，喧哗鼎沸。曾国藩挤在人群中，心跳如鼓。目光扫过榜纸，一遍，两遍……没有“曾子城”。又一次落榜。
沮丧吗？当然。但也许是之前六次落榜锻炼出的“抗打击力”，也许是北京庞大的气象冲淡了个人得失，他并没有一蹶不振。盘缠所剩无几，回家路费都不够，更无颜面立刻返乡。怎么办？
他选择“留京备考”。这在当时很常见，叫“蹭考”，就是留在北京，等待下一次会试（三年一次）。为了解决生计，他进了“南城读书堂”之类供寒门学子居住学习的会馆，条件简陋，但费用极低。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大量像他一样等待机会的举子，信息流通，可以互相切磋。
这次滞留，反而成了他人生一次重要的“充电期”。没有了家乡的牵挂和应酬，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书、交友、观察京城。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一切。
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与京城精英阶层的“土气”差距。不只是口音衣着，更是谈吐、见识、交往的礼仪。他决心改变。他开始模仿京官们从容的举止，学习更文雅的官话，留意官场交往的细微规矩。这个过程有些笨拙，但他学得很认真。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这一次，命运终于眷顾。他考中了第三十八名贡士！紧接着的殿试，他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同进士”这个名次有点尴尬（一甲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是“进士出身”，三甲就是“同进士出身”），在顶尖精英圈里不算耀眼。传说他曾为此深感羞耻，甚至想放弃朝考（进士分级考试）回家。但这或许只是野史附会。对于寒门出身的曾国藩而言，能中进士，已是鲤鱼跃龙门，光宗耀祖到了极致！消息传回湘乡，曾家上下狂喜，曾麟书觉得一生心愿已了，门楣光耀。
按惯例，新科进士中优秀者可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相当于进士中的尖子生，进入帝国最高人才培养机构深造三年。曾国藩通过朝考，幸运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意味着，他不仅成了官员，更成了储备的“高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表面看，“京官十年”就此开启，曾国藩该志得意满了。但实际上，真正的挑战和蜕变才刚刚开始。
翰林院工作清闲，主要是读书、修史、起草些不重要的文书。俸禄极低（清朝京官以“穷”闻名），北京的物价又高，曾国藩过得相当清苦。他租住在城南偏僻的胡同里，房子狭小，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但他安之若素，因为他的精力全都投向了内在的修炼——他开始了着名的“自我改造工程”。
第一项：写日记，玩真的。 以前也写，现在是系统化、极致化。他的日记不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反省录”。每天睡前，必回顾一日言行：哪句话说得夸张了？哪个念头有私欲？见客时是不是不够恭敬？读书计划完成了没有？他对自己苛刻到近乎残忍。比如日记里会写：“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连做梦羡慕别人赚钱都要骂自己一顿。
第二项：静坐修身。 每天定时静坐，摒弃杂念，体验理学所说的“主静”功夫。这对好动、心思重的曾国藩来说尤其困难，初期如坐针毡，但他坚持下来了。
第三项：戒烟。 曾国藩早年有抽烟袋的习惯，烟瘾不小。他决定戒烟，在日记里立誓，把心爱的烟具砸碎，经历了痛苦的戒断过程，最终成功。这件小事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人，是可以战胜惰性和习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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