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拍给你看。”
我打结的手顿了顿。
三秒。
或者五秒。
然后我剪断缝线。
“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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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术后第三天。
ICU。
他醒过来，拔了气管插管，第一句话是问护士：“苏医生呢？”
护士说苏医生在出门诊。
他点点头。
第五天。
转回普通病房。
我带着住院医师查房，走到他床尾，看着监护仪上的数据。
“生命体征平稳，引流量正常，明天可以拔胸管。”
他看着我的脸。
“苏年，”他说，“可以谈谈吗？”
我对住院医师说：“你先去下一床。”
病房门关上。
我站在床尾，他靠在床头。心电监护的导连线在病号服下面隐约隆起，像五条蜿蜒的蛇。
“那天在机场，”他说，“你说你不会等我了。”
“嗯。”
“我没当真。”
我没说话。
“我以为你只是生气。气消了就会回来。就像以前那样。”
他垂下眼睛。
“五年。”
“第一年，我每天给你发微信。你一条没回过。我想，你刚去美国，学业忙，顾不上。等你适应了就会回。”
“第二年，你换了美国号码。国内号停机，微信再也没上过线。我托人打听，说你跟了哈佛最严的教授，每天在手术室待十二个小时。”
“第三年，我妈开始安排相亲。我去见了一个，全程没说几句话。回家后我想，如果你知道我去相亲了，会不会生气？”
“你不会生气。你根本不会知道。”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第四年，我的心脏开始不舒服。心内科同事说是焦虑症，开了一堆抗焦虑药。我没吃。我想，这大概是报应。”
“第五年。年初体检，冠脉CT发现前降支闭塞。航医说，不能再飞了。”
他抬起头。
“我的飞行执照被收回那天，我一个人在模拟机房里坐了一夜。二十五年，两万三千飞行小时。我以为飞行是我这辈子唯一不会失去的东西。”
“后来发现我错了。”
“我唯一不想失去的，早就被我弄丢了。”
病房里很安静。
监护仪嘀嘀响着，心率七十三，血压正常。
“周先生，”我说，“术后恢复期不宜情绪激动。你刚做完搭桥，情绪波动会影响心率。”
他看着我。
“你还是叫我周先生。”
我没回答。
“苏年，”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五年，你有没有……”
他没有问完。
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十二月，杭州是灰的，像五年前离开那天一样灰。
“周砚白。”
五年来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他怔住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说，“我不回你消息，不是因为忙。”
“是因为我每次看到你的名字，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眼泪憋回去。”
“第一年，我在哈佛语言中心上英语课，老师让用‘future’造句。我说，My future is a clean operating field. 我的未来是一片无菌术野。”
“没有血。没有过去。没有你。”
他的眼眶红了。
“第二年，我独立完成了第一台二尖瓣修复。患者是个六十七岁的意大利裔老太太，术后醒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那一刻我忽然想，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你，我的人生会不会更轻松一点？”
“第三年，导师问我毕业后打算。我说还没想好。其实我想过无数次——回来还是不回来，见你还是不见你。想到最后发现，无论选什么，都会后悔。”
他听着，眼泪无声流下来。
“第四年，科里有个同事追我。犹太人，心外科主治，人也温和。我们一起喝过几次咖啡，他约我周末去鳕鱼角看鲸鱼。”
“我答应了。”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
“然后呢？”他的声音很轻。
“然后我在出发前一晚给他发短信，说抱歉，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因为看鲸鱼这件事，我第一次听说是你说要带我去的。”
“二零一六年，你从圣地亚哥驻站回来，说那里的灰鲸迁徙很壮观，以后一定带我去看。”
他闭上眼睛。
眼泪从眼尾滑落，没入鬓边的白发。
“周砚白，”我说，“你欠我的，这五年你已经还清了。”
“你瘦了二十斤，头发白了，心脏搭了桥，工作也丢了。我不恨你了。”
“可是，”我顿了一下，“我也不爱你了。”
他睁开眼。
那眼神像溺水的人。
“你爱过吗？”他问。
“爱过。”
“什么时候不爱了？”
我想了想。
“不知道。”
“可能是你在医院陪她化疗、我在手术室缝血管的那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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