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伪教育总署的内部清洗，在一种看似温和实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进行着。没有公开的逮捕，没有激烈的审讯，只有不时有人“调离”、“病休”或“出差”，然后便再无音讯。
松本谦介依旧每日品茶、弈棋、批阅文件，甚至偶尔在署内小花园举办“兰亭雅集”，邀请一些附庸风雅的汉奸文人吟诗作画，谈论“大东亚文化共荣”。
但总署上下，从科长到杂役，每个人都感觉后脖颈发凉，说话办事格外小心，生怕一个不慎，就被那双隐藏在金丝眼镜后的温和眼睛盯上。
赵明义如同在刀尖上行走。
他尽力表现得更加“勤勉”，对松本交代的奴化教材修订工作“呕心沥血”，对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避而远之，甚至“主动”向松本“汇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关于署内职员私下抱怨待遇的闲话，以显示自己的“忠诚”和“价值”。
松本每次都会温和地听着，偶尔点头，说一句“赵桑辛苦了”或“你的观察很细致”，但那双眼睛里的审视，从未真正消失。
压力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赵明义开始失眠，烟抽得更凶，原本清瘦的脸颊迅速凹陷下去，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
他几次想通过“墨香斋”那条线传递新的信息或求助，但都因害怕暴露而放弃。他知道，松本的网正在收紧，任何一丝异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硬扛，扮演好那个痛苦而麻木的“赵督学”，等待那渺茫的脱身机会，或者……最终的清算。
然而，在看似平静的太原城地下，另一场无声的、更加迅疾的“清洗”已然开始。
栖凤坪指挥部，李星辰的桌上，除了赵明义提供的宝贵情报，还摆放着另外几份来自不同渠道、相互印证的信息。
其中一份，来自打入伪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同志，提供了一份近期与日伪特务机构接触频繁、行迹可疑的本地“文化人”和“乡绅”名单。
另一份，则来自对黑云寨事件后，对谢老黑周边关系的深入排查，发现了一个与太原日特系统有若隐若现联系的中间人。
结合赵明义提供的、那份不完整的特务名单碎片，以及根据地保卫部门日常监控中发现的一些异常迹象，一张潜伏在根据地外围、甚至可能已渗透进来的谍影网络，逐渐浮现出模糊的轮廓。
“松本的手伸得真长。”陈远指着地图上标注的几个点，语气凝重，“不只是太原、榆次这些大城市，连我们一些边缘村镇，甚至合作社、区小队里，都可能被他撒了钉子。
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职业特务，很多可能是被收买、胁迫的本地人，或者本身就是失意文人、地痞流氓，拿钱办事，搜集情报，散布谣言。”
“尤其是针对我们‘曙光夜校’的。”
苏婉清补充道，她面前摊开着夜校近期的学员登记册和活动记录，“有几个新近加入的‘积极分子’，表现过于热切，总是打听夜校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大人物’支持、下一步准备向哪里发展。
还有人在课堂上故意提出一些激进到不合时宜的问题，试图引导讨论方向，制造矛盾。”
李星辰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划过，眼神冷冽如冰。“名单有了，线索有了，那就收网。不能让这些钉子继续钉着，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松本下一步行动的耳目和内应。
陈远，通知赵大海，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行动要快、要准、要隐蔽。对证据确凿、危害大的，坚决清除。
对胁从、情节较轻的，以教育、争取为主，必要时可以‘控制使用’，反向传递一些我们想让松本知道的消息。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寇和铁杆汉奸，对这些被利用的小角色，要讲究策略。”
“是！”陈远领命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在根据地控制的区域内，一场迅雷不及掩耳却又波澜不惊的“内部排雷”行动悄然展开。
没有大规模的抓捕，没有公开的审判，只有一些“突然回乡探亲”的合作社会计，几个“因家中有事辞职”的区小队文书，一两个“意外失足落水”或“急病暴毙”的地痞无赖，以及几个在夜校课堂上“因言论不当被劝退”的“学员”。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对夜校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乡绅，突然接到了抗日政府税务部门“既往不咎、鼓励合作”的谈话，或者收到了来自“不明人士”的、关于他们子女在敌占区“安全状况”的隐晦提醒，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
行动干净利落，最大程度减少了社会震动，却有效剔除了已知的隐患，切断了松本伸向根据地内部的几根触角，并顺势敲打、震慑、争取了一批中间派。
根据地内部的风气为之一清，对“曙光夜校”的各种流言蜚语也骤然减少了许多。
就在“内部排雷”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另一股更加蓬勃、充满希望的力量，正以小王庄为中心，向着周边贫瘠的乡村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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