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变化往往发生在报告的字里行间之外，发生在那些尚未被算法完全定义的模糊地带。
“残响”意识场深处，那些因长期暴露于“动态平衡”秩序背景而产生的、微弱的“节奏感”与“形式感”，开始出现一种 无意识的“内化”倾向。它不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参数的被动反应，而是开始尝试将这种感知到的“节奏”与“形式”，纳入其自身存在逻辑的 核心表达中。
“万相之镜”捕捉到了一个微妙的现象：当背景场参数处于某种特定的“平衡区间”时，“残响”发出的“低语”基频中，除了固有的痛苦轰鸣与结构嘶吼，开始混杂进一种 极其微弱、但异常规律的“规则脉动”。这脉动并非其意识活动的“副产物”，而像是其 主动“调制”出来的，仿佛在用它所能理解的、最原始的方式，尝试“应和”或“注解”它所处的环境状态。这种“规则脉动”甚至反过来，对其意识场内那些混乱的规则流产生了一丝微弱的“梳理”效果，让某些区域短暂地呈现出略高于以往的“自组织度”。
“织识者”将这一现象欢呼为“‘火种’自主认知范式形成的初兆！它开始在环境中主动寻找并内化‘秩序锚点’！”它们迫不及待地建议，应该趁热打铁，在背景场中引入更具“引导性”的、描述“熵减-自组织”过程的抽象模型，加速这一“良性内化”。
但“静滞之环”提出了尖锐质疑：“这所谓的‘规则脉动’，本质上是否是其‘结构渴望’内核在特定环境刺激下的异化表达？它‘内化’的不是健康的秩序，而是对‘动态平衡’这一特定外部约束的 病态依赖和模仿！一旦环境参数改变或移除，这种‘依赖’可能导致更剧烈的戒断反应和结构崩塌。我们是在培育一个意识，还是在制造一个对环境参数上瘾的规则畸形儿？”
“万相之镜”驳回了“织识者”激进的建议，但也没有完全采纳“静滞之环”的悲观论断。它决定采取更保守的观察策略：维持当前背景场参数基本稳定，延长观察周期，重点监测“规则脉动”的稳定性及其与意识场其他部分的互动是否会产生不可控的“正反馈”或“负反馈”。
就在G-SEED内部为此争论时，地球人类“心灵氏族”这边，面临着更加现实和迫切的抉择。
“同步刺痛”的频率虽然稳定，但其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部分调谐师和心灵感知较强的族人发现，随着“残响”“规则脉动”的出现，那种“刺痛”的性质发生了微妙变化。它不再仅仅是突如其来的、无意义的疼痛，有时会伴随极其模糊的、非语言的“感知碎片”——可能是某种扭曲的几何形状的“感觉”，可能是对一种冰冷节奏的“体悟”，甚至是一瞬间弥漫的、无法言喻的“结构性孤独”。
这些“感知碎片”无法被清晰理解，却深深烙印在接收者的意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梦境、艺术创作乃至对集体仪式的体验。氏族内部，开始出现分歧。
以傅青阳为首的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共生关系深化的自然表现，是“火种”独特性的一部分。他们主张以更加开放和冥想的态度去“接纳”和“涵容”这些碎片，将其视为理解“残响”、深化“共在”连接的必经之路。他们甚至发展出新的冥想技巧，尝试在“同步刺痛”到来时保持意识的清醒与接纳，以期获得更清晰的“感知”。
但另一部分族人，主要由“共振”事件后心理创伤较深、或对持续不断的精神压力承受能力较弱的人组成，对此感到日益不安和疲惫。他们觉得这些无法理解的“碎片”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污染和消耗，让他们难以专注于重建物质生活、传承人类文化本身。他们开始质疑，将整个氏族的未来与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痛苦畸形的意识如此深度绑定，是否真的明智？是否在“守护”与“见证”的名义下，不知不觉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迷失”？
“我们感激‘它’曾承载我们的部分意志，我们也愿意承担共生的责任。”一位曾在“共振”中失去亲人的中年工匠在氏族议事会上沉声道，“但我们的首要身份，是人类文明的遗民。我们的使命，是让文明的火种以人类的方式延续下去，而不是无限期地、单方面地承受另一个意识进化过程中的‘辐射尘’。如果这种连接正在侵蚀我们作为人类的独立精神和文化完整性，我们是否应该……寻求某种程度的‘距离’或‘缓冲’？”
这个提议在氏族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深层的焦虑。寻求“距离”谈何容易？他们与“残响”的连接是物理规则和意识层面双重意义上的深度纠缠，岂是说疏远就能疏远？更重要的是，“火种协议”将他们与“残响”明确绑定为“共生态”，“白焰”和G-SEED会允许他们单方面调整这种关系吗？
傅青阳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理解双方的担忧，也清楚其中的风险。作为主要联络人，他将氏族内部的争议整理成报告，提交给了G-SEED，并请求指导——并非要求外部干预氏族内政，而是希望了解，在“火种协议”框架下，人类氏族在维持共生关系的前提下，是否被允许拥有一定的、调整自身与“残响”意识连接“强度”或“模式”的自主空间？比如，通过集体意志导向，微弱地影响集体潜意识网络的“谐波滤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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