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之后，毛承克没有丝毫耽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召集当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旧部下。
议事厅内，他让人铺开一张泛黄的宣纸，这张宣纸还是当年他隐居前留存的，如今却要用来调兵遣将。
他提起一支狼毫笔，饱蘸浓墨，一笔一划地写下四份调令，每份调令都字迹工整、力透纸背，分别送往四方：
第一份送往北疆守将赵守忠，此人当年是他麾下最勇猛的亲兵统领，性格沉稳果敢，作战悍不畏死，且对北疆的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第二份送往东南水师提督郑钱，郑钱出身水师世家，精通水战，当年平定沿海倭寇之乱时，曾以少胜多，立下赫赫战功，
如今海防虽暂无忧，但水师的机动性极强，可沿长江逆流而上支援内陆；
第三份送往西南戍边将军宋柏，宋柏擅长山地作战与防守反击，且治军严明，令行禁止，由他牵制西域部落的侧翼，可保北疆主力无后顾之忧；
最后一份送往京畿卫戍司令刘通，刘通心思缜密，处事谨慎，且对中央忠心耿耿，是稳住后方局势的不二人选。
调令由四名精锐信使快马送出的同时，毛承克也立刻面临着出山后的第一个棘手难题：
民主制度下的军政分离矛盾。
大华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军队受国会监督，大额战略物资的调配必须经过国会预算委员会的审议批准，流程繁琐复杂。
如今战事紧急，前线将士急需粮草、弹药、药品补给，层层审批的流程早已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战局变化。
国会预算委员会中，以议员王怀安为首的几名议员，以“违反民主程序”“担心权力滥用”为由，坚决拒绝加急调拨粮草，
认为毛承克提出的“先调运补给，战后再补全审批手续”的方案过于专断，违背了大华的民主核心原则。
“诸位！”毛承克当机立断，再次召集国会紧急会议，他将一份刚刚收到的北疆急报重重拍在会议桌上，纸张的脆响在安静的议事厅内格外刺耳，
“这份急报，是半个时辰前从北疆前线传来的！
“大同城被围，守军已经断粮三天，将士们只能靠煮皮带、吃草根充饥，却仍在拼死抵抗！
“前线将士每日都在流血牺牲，每延误一刻，就可能多失守一座城池，多牺牲上千名浴血奋战的将士！”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遏制的激动，
“我们推行民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守护百姓的安宁，是为了让国家更加强盛，而非在国难当头时束手束脚，置前线将士的性命、国家的安危于不顾！
“我提议，即刻启动战时特别法案，由军政联席会议临时统筹所有物资调配，简化审批流程，所有决策全程记录在案，战后再向国会提交详细报告，接受全面监督与审议！”
这场关乎战局走向的辩论，整整持续了一夜。
议事厅内的灯火彻夜未熄，毛承克据理力争，摆事实、讲利弊，拿出前线将士的家书、地方百姓的求助信，
甚至不惜以“若法案不通过，便即刻辞去大元帅之职”相逼。
钱谦益也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承克一边，耐心地向反对的议员解释战时特别法案的必要性与临时性，几位爱国议员也主动从中斡旋，向其他议员阐明利害关系。
最终，在天色微亮之时，国会终于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战时特别法案，为前线物资调配打开了绿色通道。
消息传到北疆前线，坚守大同城的将士们得知后，士气大振，齐声高呼“必胜”，抵抗得更加顽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调令发出三日后，只有京畿卫戍司令刘通按时抵达南京，赵守忠、郑钱、宋柏三人却迟迟未到，连消息都传回得十分迟缓。
毛承克心中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立刻让人加强情报收集，没过多久，三份急报便接连送到了他手中：
赵守忠在率领精锐骑兵驰援大同的途中，遭遇了噶尔丹部将精心设下的伏击，部队被围困在大同城外三十里的黑风口，进退两难；
郑钱接到调令时，东南沿海突然出现沙俄舰队的异动，十艘沙俄战舰以“友好访问”为名，停泊在舟山群岛附近，日夜窥探我国沿海防务，
郑钱担心海防出现漏洞，只能暂时留守水师驻地，无法抽身驰援北疆；
宋柏则被西南的地方军阀死死牵制，当地军阀刘文辉手握三万重兵，一直割据一方，对中央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
此次更是直接以“保境安民”为由，拒绝让宋柏的军队过境，情报人员还查获了刘文辉与西域部落的往来书信，信中隐约提及沙俄的资助。
“好一个内外勾结，步步紧逼！”
毛承克一拳砸在桌案上，指节撞击实木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眼底闪过锐利如刀的寒光。
他瞬间明白，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而是沙俄与噶尔丹早已布下的周密陷阱，目的就是要切断他的臂膀，让他孤掌难鸣，无法整合全国力量对抗他们，从而一步步蚕食大华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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