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广东潮州，龙湖古寨以南三里处，立着一座早已废弃的糖房。我们六个知青被安排住进这里，是因为原来的知青点被台风掀了屋顶。
带我们来的老支书举着煤油灯，昏黄的光在布满蛛网的梁柱间摇晃。“就这儿了，收拾收拾能住人。”他咳嗽着，用蕉叶扇子拍打裤腿上的蚊子，“总比淋雨强。”
我抬头望着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屋，足足有三层，墙上的灰泥大块剥落，露出暗红色的砖石。几架残破的榨蔗机散落在墙角，像史前巨兽的骨架。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甜味，混杂着霉腐的气息，钻进鼻孔。
“这地方...以前是糖房？”我问。
老支书点点头，眼睛在昏暗中闪着说不清的光：“光绪年间盖的，日本人来时停过产，五几年又开过工，后来就彻底废了。”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什么，又补充道：“要是碰上回南天，屋里会有点...特别。别担心，不碍事。”
我们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只是庆幸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头半个月相安无事。我们六人把一楼清理出来，用木板隔成男女宿舍。我和北京来的赵卫国、本地人陈水生睡东间，孙晓梅、李红霞和上海姑娘沈玉蓉睡西间。
糖房的夜晚并不宁静。风穿过墙缝时发出呜咽，老旧的门窗偶尔会无缘无故地吱呀作响。最奇怪的是，即使在最干燥的日子里，墙角也总是湿漉漉的，仿佛这房子本身在流泪。
变化始于一个闷热的夜晚。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蚊虫发疯似的往人身上扑。陈水生望着窗外暗红色的天空，喃喃道：“要起雾了，回南天到了。”
果然，到了后半夜，我被一股浓郁的甜味呛醒。那味道太浓了，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反胃。我推醒旁边的赵卫国，他揉着眼睛坐起来，立刻捂住了鼻子。
“什么味儿？”他嘟囔着。
这时，我看见了一层薄薄的白雾，正从墙壁、地板缝隙中缓缓渗出。雾很轻，却带着不自然的粘稠，在手电光下呈现出丝绸般的光泽。
“起雾了而已。”陈水生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声音闷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工。”
就在我准备关掉手电时，雾气突然变浓了。甜腻的气味中，开始混杂着别的味道——汗水的咸味，柴火的烟味，还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像是铁锈的气息。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起初是微弱的吱呀声，像是老旧的木门在转动。接着，声音变得规律起来，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和含糊不清的吆喝。
“你们听见了吗？”沈玉蓉从女宿舍探出头来，脸色苍白。
赵卫国猛地站起来，抄起墙角的一根铁棍：“有人在榨蔗房里！”
我们互相对视一眼，拿起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糖房的后半部分走去。那里还保留着完整的榨蔗设备，我们平时很少进去。
推开虚掩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的呼吸几乎停止。
浓稠的白雾在房间里翻滚，雾中隐约可见七八个人影在忙碌。他们穿着破烂的粗布短褂，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两个人正将甘蔗塞进巨大的石碾中间，另外三人在后面推着碾杆，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他们的动作机械而疲惫，仿佛已经这样推了几个世纪。
“谁在那儿？”赵卫国大喝一声，声音却不像平时那样洪亮，反而被雾气吞噬，变得软弱无力。
那些人影没有丝毫反应，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雾中走过，看起来不过十四五岁，肩上扛着一捆甘蔗，脚步踉跄。
“是...是鬼吗？”李红霞的声音带着哭腔。
就在这时，推碾的一个人影突然脚下一滑，惨叫声撕裂了空气。石碾没有停下，直接碾过了他的手臂。鲜血喷溅在雾气上，形成诡异的粉红色波纹。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人在地上翻滚，其他工人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推着石碾。
“不！”孙晓梅尖叫着捂住眼睛。
雾气突然开始变淡，那些人影如同融化的蜡烛，渐渐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六人，和那股挥之不去的甜味。
那一夜，没人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找到老支书，描述了昨晚的见闻。他沉默地抽着水烟筒，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像一张揉皱的牛皮纸。
“那是糖房的记忆。”他终于开口，“从光绪年间开始，这地方就榨蔗制糖。那些工人，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被机器绞死的...特别是日本人来的那几年，死了不少人。”
“为什么我们能看见？”我问。
老支书摇摇头：“有些人能看见，有些人看不见。你们年轻人阳气重，按理说不该...除非你们当中有人，天生阴气重。”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沈玉蓉。她是我们当中最安静的一个，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仿佛一碰就会碎。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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