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春日，金角湾上空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带着咸腥味的海雾。托普卡帕宫高墙内的空气，却比这雾气更加凝重粘稠。
唐天河站在寓所书房的窗前，望着窗外若隐若现的船只桅杆，手中把玩着一枚刚刚用特殊合金和微雕技术仿制完成的、几乎可以假乱真的沙俄帝国军部印章。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思绪清明。
女沙皇抛出的“全面战略合作”诱饵固然香甜，但吞下它，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圣龙商会彻底绑上北极熊的战车，再无转圜余地。
在彻底看清欧洲棋局走向之前，他不能轻易下注。眼下，他需要的是时间，是筹码，是让天平两端都更加有求于自己的紧张局势。
“林海，”他转过身，声音平静，“把我们准备好的那份‘礼物’，通过塞西莉亚夫人提供的那个‘绝对安全’的渠道，送给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梅特涅先生。记住，要让它看起来像是一次偶然的、惊险的泄密。”
“明白，先生。”林海躬身领命，接过一个用普通油纸包裹、没有任何标记的薄薄信封，转身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几天后，一份内容骇人听闻的文件副本，如同滴入沸油的冷水，在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小圈子里激起了剧烈的、无声的波澜。
文件是用德文书写的，但格式和措辞模仿沙俄军部的官方文书风格，页眉甚至巧妙地仿制了沙俄军部的鹰徽水印。文件名字是“关于稳定波兰局势后，向东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地区，实施战略性推进的初步构想（绝密）”。
文件“详细”阐述了沙俄在“妥善解决”波兰问题后，将于1731年春季，动员包括近卫军、哥萨克骑兵和新建制列兵军团在内的约二十万大军，分北、中、南三路，分别从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黑海东岸出发。
这些军队的战略目标直指多瑙河下游出海口、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地区，最终意图是“恢复对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历史性权力”，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南方威胁”。
文件中甚至还“不经意”地提到了几个确实存在、但防御相对薄弱的奥斯曼巴尔干要塞的名字，并标注了假设的攻击路线和所需时间，细节逼真得令人脊背发凉。
首先拿到这份文件副本的奥地利大使冯·梅特涅男爵，一位以冷静和精明着称的老牌外交官，在反复核对了文件用纸、墨迹甚至折叠痕迹后，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立刻意识到这份文件的价值，或者说，危险性。
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通过加密信道将其发往维也纳，同时在一次看似寻常的社交晚宴上，“无意中”向关系微妙的法国同行德·拉图尔伯爵透露了“一些令人极度不安的、关于我们北方邻居未来动向的迹象”，并暗示消息来源“极为可靠，但与波兰事务有关”。
德·拉图尔伯爵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纳入对沙俄意图的评估中。
几乎与此同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一侧，一座属于某位与圣龙商会有贸易往来的希腊富商的临海别墅里，一场小型的、看似私人性质的晚宴正在进行。
受邀的客人中，有一位性格火爆、以强烈主张对奥斯曼采取强硬政策而闻名的沙俄帝国近卫军军官，格里高利·奥尔洛夫上校。
他刚刚结束在波兰边境的短期服役，途经伊斯坦布尔。宴会上，美酒佳肴，气氛热烈。唐天河作为主人，热情招待，与格里高利上校相谈甚欢，话题从波兰骑兵的战术一直聊到高加索的山地作战。
酒过三巡，唐天河似乎不胜酒力，话语渐渐多了起来。
他屏退左右侍从，凑近格里高利，带着几分醉意，用夹杂着几个波兰语单词的、流利但略带口音的俄语低声说道：
“格里高利，我的朋友……有些话，本来不该说……但看你是个真正的军人，我才……嗝……告诉你，你要小心……海峡对岸那些人……”
他指了指西边伊斯坦布尔的方向，“他们没安好心……我听说，他们在克里米亚……对，就是那个地方，借着法国佬的手，偷偷摸摸地扩建船坞，深水船坞！还在训练水兵操作一种……一种射速极快的‘新式快炮’！
上帝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图纸……目标是啥？还不是想趁着咱们在北边有事的时候，在黑海掐断我们的脖子！”
格里高利上校的酒意瞬间醒了一半，褐色的眼睛瞪得溜圆：“塞瓦斯托波尔？快炮？消息可靠吗，唐先生？”
“千真万确！”唐天河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吐着酒气，“我有我的渠道……那些法国顾问，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你们军部，可得早做打算啊……”
说完，他仿佛耗尽了力气，瘫软在座椅上，很快被侍从扶去休息了。留下格里高利上校一个人坐在那里，面色阴晴不定，反复咀嚼着这条“酒后真言”。
两条经过精心包装的毒蛇，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放入了伊斯坦布尔这片危机四伏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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