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走进会议室时，手里文件袋的封口是撕开的。
她没看沈墨，径直走到赵立春面前的发言席，从文件袋里抽出的不是法律文书，而是一张医院诊断证明的复印件。纸张在她手里微微发颤，但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结冰的湖面：
“赵主任，各位领导。我是律师许半夏，也是沈墨的未婚妻。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以律师身份，是以举报人身份。”
会议室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在沈墨和许半夏之间来回移动。姜云帆坐在角落，手指在桌下快速打字——沈墨的手机震动，屏幕上跳出三个字：“别说话”。
“我要举报沈墨，”许半夏举起诊断证明，“利用职务之便，强迫我父亲——也就是永川钢铁厂退休工人许大山，签署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是将许大山持有的永钢技术分红权，无偿转让给沈墨指定的境外公司。”
诊断证明被投影到大屏幕：许大山，阿尔茨海默症晚期，病程三年，无民事行为能力。
“这份协议签署日期是两个月前。”许半夏又抽出一份文件，“而当时我父亲已经连我是谁都认不出来了。签字笔迹经司法鉴定，是伪造的。但协议上有永钢的公章，有沈墨作为‘见证人’的签名。”
沈墨看着大屏幕上的签名。很像，几乎一样，但最后一笔的弧度——他签名时习惯性上扬，这个是平的。
和他父亲那份假报告上的签名，同一个破绽。
“证据来源？”主持会议的常务副省长开口，声音很沉。
“我父亲的主治医生提供的监控录像。”许半夏点开手机，连接投影，“病房走廊的摄像头拍到，两个月前的周二晚上八点，沈墨进入病房，二十分钟后离开。第二天，这份协议就出现在永钢的档案室。”
录像播放。画面里，沈墨确实走进了病房。时间戳：2023年10月17日，20:03。
沈墨记得那天。他去医院看望刘大锤——老工人心脏病复发住院，病房就在许大山隔壁。他在刘大锤床边坐了二十分钟，说了转型的进展，老人握着他的手哭。离开时经过许大山的病房，门开着，老人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
录像被剪辑了。
“这是陷害。”沈墨站起来。
“坐下！”赵立春厉声，“还没轮到你发言！”
许半夏关掉录像，转向沈墨，眼睛里的红血丝像蛛网：“沈墨，我父亲当年是玉泉水库的建设者。1982年事故后，他抑郁了四十年。现在他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你为什么还要利用他？就为了那点技术分红？”
这话毒。不仅指控受贿，还戳了玉泉水库的旧伤疤。
会议室里响起窃窃私语。几个原本支持沈墨的官员，眼神开始闪烁。
姜云帆的手机又震，还是三个字：“等反转。”
沈墨坐下，手指在桌下打开另一个加密聊天窗口，给顾晓梦发信息：“查许半夏最近三天的通讯记录。重点查境外号码。”
回复秒到：“正在查。另外，刘大锤儿子刘星在机场被拦下了，国安局的人带走的。他确实从德国带回一份材料，但不是指控你的，是救你的——他导师的实验室检测了永昌提供的‘德国技术’，发现是三十年前的淘汰专利。证据链完整。”
沈墨抬眼，看向赵立春。
这位省发改委副主任正在和身边的邵玉明低声交谈，嘴角有抑制不住的笑意。
“第二个证人。”赵立春抬头，“请进来。”
门开了。
进来的人让沈墨瞳孔一缩——不是刘大锤的儿子，是李文博。那个三天没睡觉恢复数据、晕倒在车间的年轻技术员。
李文博不敢看沈墨，走到发言席前，从背包里掏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是永川钢铁厂技术员李文博。”他声音很小，但话筒放大后清晰可闻，“我要举报……永钢在转型过程中，数据造假。”
会议室哗然。
“这是永钢新生产线的实时数据监控系统。”李文博连接投影，屏幕上跳出曲线图，“显示产品合格率98%，生产效率提升300%。但实际上——”
他敲击键盘，调出另一个隐藏界面。
“这是真实数据。合格率只有32%，生产效率提升不到50%。为了拿到转型补贴，厂里要求技术部门修改数据，每出一批货，就手动调整监控系统的参数。”
赵立春站起来，走到屏幕前，指着那些曲线：“沈墨，这是你主抓的转型标杆企业。你怎么解释？”
沈墨没说话。
他在看李文博的手——年轻技术员放在键盘上的左手，小拇指在微微抽搐。那是他们约好的暗号：如果被迫说谎，就动小拇指。
一下代表“有人在监听”，两下代表“被威胁”，三下代表“证据是假的”。
李文博的小拇指，动了三下。
“解释？”沈墨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解释什么？解释为什么一个三天前还在为恢复数据拼命、晕倒了还惦记备份的技术员，突然成了举报人？解释为什么他所谓的‘真实数据’，时间戳全是今天凌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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