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的照片在手机屏幕上慢慢放大。
沈墨能看清厂房外墙剥落的墙皮，裂缝像蛛网一样从三楼窗户延伸下来。那是母亲工作了十年的车间——二纺细纱车间，她在那台细纱机前站了十年，直到1998年夏天，厂房横梁突然断裂，三台机器倒下。
母亲是唯一没能跑出来的人。
事故调查报告他看过无数遍：“建筑结构老化，属意外事故”。抚恤金八千块，厂里给了个“因公殉职”的名义。
但现在照片下面这行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二十三年的谎言。
手机震动了，是许半夏的电话。
“沈墨，你在哪？”她的声音很急，“我查到了！你母亲当年的医疗记录——根本不是什么意外！她送医院时还有呼吸，但病历上被改了死亡时间！改病历的人……”
她顿了顿。
“是李主任。那时候他还是省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那天晚上正好他值班。”
沈墨的手指捏紧了手机。
“还有，”许半夏的声音在颤抖，“当年纺织厂那批建材的供应商，是永昌建材的前身——永昌货栈。负责人是李国栋，李主任的父亲。那批钢材的批号，和你父亲名单上的一样。”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远处传来施工车辆的轰鸣声——玉泉县第三小学的师生已经全部转移，危楼正在拆除。操场上，孩子们暂时在帐篷里上课，朗朗读书声随风飘来。
“半夏，”沈墨说，“帮我做件事。”
“你说。”
“把我母亲的所有档案，全部调出来。从出生证明到死亡证明，所有经手人，所有签字，全部查清楚。”
“好。但你……”
“我没事。”沈墨挂断电话，看向那栋正在拆除的教学楼。
工人们正在搭设新的活动板房，教育局的人在现场指挥，孩子们趴在帐篷窗户上好奇地看着。一个老师拿着课本，就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开始讲课。
“沈省长，”姜云帆走过来，手里拿着平板，“全省排查的进展出来了。一百七十四项工程中，危房等级的有三十七处，需要加固的八十九处，暂时安全的四十八处。全部处理完，预计需要资金……十五个亿。”
“钱我来想办法。”沈墨接过平板，“人员疏散呢？”
“危房的已经全部疏散了，三千七百多人。但问题是——”姜云帆压低声音，“这些工程背后牵扯的利益方开始反扑了。刚才有三个人给我打电话，暗示我‘适可而止’。”
“谁？”
“一个是你认识的，省住建厅副厅长。一个是玉泉县的县委书记——你提拔的那个。还有一个……”姜云帆看着沈墨，“是秦衡的秘书。”
沈墨抬眼。
“秦衡现在还在被控制？”
“名义上是。”姜云帆调出一段监控，“但你看这个。”
监控画面里，秦衡的“隔离审查”房间，更像一个临时办公室。他正在电脑前写材料，旁边站着两个人——不是纪委的，是中央政研室的人。
“他在写什么？”沈墨问。
“‘新园丁计划’改组方案。”姜云帆说，“我托人打听了，副总理亲自点的将，让秦衡负责设计新系统的框架。条件是——他要戴罪立功，把李主任那条线的所有人都交代清楚。”
沈墨盯着屏幕。
秦衡的脸在屏幕光下显得很专注。这个曾经是他导师，后来疑似是敌人，现在又成为“戴罪立功者”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想用这份改组方案，”姜云帆说，“换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他提出，要你做他的副手。”
“我？”
“对。他说，只有你能镇住那些老狐狸。”
正说着，沈墨的手机响了。是副总理办公室的号码。
“沈墨同志，”秘书的声音传来，“领导让你现在来一趟北京。秦衡同志提交了一份方案，需要你一起讨论。”
“什么方案？”
“‘清理隐性壁垒二期’的全国推广方案。”秘书顿了顿，“秦衡在方案里提了个建议——由你牵头，成立一个跨部委的专项工作组，用半年时间，在全国范围清理那些阻碍企业发展的‘隐性规则’。”
沈墨愣住了。
清理隐性壁垒，这是他一直在永川做的事。但现在要推向全国？
“领导同意了？”他问。
“领导说，要先听听你的意见。”秘书说，“但沈墨，我提醒你——这件事一旦接手，你就真的没有退路了。全国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有多少张看不见的网，你比我清楚。”
通话结束。
姜云帆看着他：“去吗？”
“去。”沈墨收起手机，“但去之前，我得先做一件事。”
“什么？”
“把母亲的事，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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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省档案馆。
许半夏调出了所有能调到的档案。从母亲1970年进厂的登记表，到1998年的事故报告，整整三大箱。
沈墨一份一份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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