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款分三部分，”陈念在董事会上说，“40%投入技术研发，特别是工业AI和边缘计算；30%用于市场拓展，重点支持联盟成员企业；30%作为风险准备金，应对可能的法律诉讼和国际纠纷。”
这个分配方案获得了新董事们的一致认可。国开金融的代表说：“陈总这个安排很有远见。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短板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而是风险应对能力。预留准备金，关键时刻能救命。”
二、联盟首战
十一月中旬，联盟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实战案例。
广东一家做电动工具的成员企业——科力精密，在印尼市场被当地一家企业起诉专利侵权。对方声称科力的三款角磨机侵犯了他们的“电机散热结构”专利，要求立即停止销售并赔偿200万美元。
“这明显是恶意诉讼，”科力的老板刘总在紧急会议上气得拍桌子，“他们的专利是2018年申请的，我们这款产品2015年就在卖了，怎么可能侵权？而且那个散热结构，根本就是行业通用设计！”
问题在于，印尼的专利诉讼程序复杂，审理周期长。如果按正常流程走，等法院判决下来，科力在印尼的市场早就被竞争对手占完了。
“更恶心的是，”刘总说，“起诉我们的那家公司，背后有日本资本的影子。我怀疑是日本同行借印尼企业的手，想把我们赶出东南亚市场。”
陈念立即启动联盟的应急机制。按照章程，针对任何成员企业的专利诉讼，联盟将提供法律支持，费用由联盟风险基金承担——这部分基金正是从各成员的会费中提取的。
“施密特律师团队在东南亚有合作律所，”王晓东汇报，“他们已经接案，分析后认为胜诉概率超过80%。但问题还是时间——印尼专利诉讼一审平均要18个月。”
“能不能申请临时禁令？”周明远问。
“对方已经申请了，法院很可能批准，”王晓东说，“一旦批准，科力的产品在判决前就不能在印尼销售。”
会议室陷入沉默。如果产品被禁售，科力在印尼三年的市场耕耘就白费了。而且这个案例的影响会很大——其他成员企业会想，联盟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我们？
陈念思考片刻：“有两个思路：第一，法律战；第二，商业战。”
“法律战怎么打？”
“申请加速审理，同时反诉对方专利无效，”陈念说，“施密特律师发现，对方那个专利，在印尼申请时隐瞒了多篇在先技术文献。如果我们能证明专利无效，不仅禁令解除，还能让对方赔偿。”
“商业战呢？”
“科力在印尼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起诉方，而是另一家本地企业，”陈念调出市场数据，“如果我们联合联盟内其他工具企业，在印尼市场发起价格战，打击那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起诉方背后的日本资本可能会权衡利弊——是继续打官司，还是保住市场份额？”
“但价格战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啊，”刘总有些犹豫。
“不是真打，是威慑，”陈念说，“我们只需要摆出姿态，让对手知道，如果继续打官司，就要面对整个中国工具行业的集体反击。联盟的三十多家工具企业，产能占全球40%，真要打价格战，谁都受不了。”
双管齐下的策略很快见效。
法律方面，施密特律师团队提交了厚达三百页的证据材料，证明对方专利无效。印尼法院罕见地同意召开紧急听证会，暂停了临时禁令的审议。
商业方面，联盟内十二家工具企业联合发布声明，宣布将在东南亚市场推出“新一代高性价比产品系列”。虽然产品还没上市，但这个消息已经让竞争对手股价下跌。
一周后，对方主动提出和解：撤诉，双方互不追究。
“赢得太漂亮了！”刘总专门飞到北京感谢，“陈总，您不知道，那家日本公司的区域总裁昨天约我吃饭，说这是误会，希望以后能合作。哈哈哈，他们以前可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
首战告捷，联盟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原本还有些观望的企业，纷纷递交入盟申请。到十一月底，成员企业从38家增加到67家，共享专利突破5000项。
但陈念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三、德国工会的抵制
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传来坏消息。
西门子合资公司在斯图加特拿下的第二个大单——一家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汽车零部件厂的数字化改造项目，遭遇了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
托马斯在视频里脸色很难看：“工会组织了三次罢工，要求工厂管理层暂停项目。他们的理由是：这套系统会监测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是‘数字泰勒制’，侵犯工人隐私，而且可能导致30%的岗位被裁撤。”
“我们系统根本没有监控工人的功能啊，”周明远不解，“我们监测的是设备状态，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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