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老街口的四大碗,是在一个连路灯都懒得发光的雨夜。
那年我刚毕业,在城里混得一事无成,房租一涨再涨,工作换了七八份,最后还是被裁员。走投无路时,我想起老家那条快要被人遗忘的老街。听说房租便宜,我揣着最后一点积蓄,灰头土脸地回了家,只想找个地方苟活,混一口饭吃。
中介带我看铺子时,天已经擦黑。整条老街青石板路坑坑洼洼,墙皮斑驳脱落,两旁的老房子歪歪斜斜,像一群站不稳的老人。铺子在街口最显眼的位置,木门破旧,窗棂上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哗啦啦响。
“这铺子空了大半年,上一个老板没撑住,连夜跑了,押金都没要。”中介叼着烟,语气随意,“便宜租给你,只要你敢住。”
我那时穷得只剩胆子,扫了一眼面积,一楼能当饭馆,二楼能住人,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我当场拍板:“租了。”
房东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脸皱得像老树皮,一只眼睛有些浑浊,看人时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沉。收定金时,他没多说废话,只盯着我,一字一句重复:
“夜里十点后,不准再做菜;后厨那四只青花大碗,不准动,不准洗,不准用。”
我笑着应下,只当是老人守旧的古怪规矩。房租低到离谱,地段又不差,除了门头老旧、墙皮斑驳、一进门就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之外,几乎没有缺点。我给小店重新起名叫“老街饭铺”,想着安安稳稳做点小生意,却不知道,从签下合同、手指碰到那扇旧木门的那一刻起,我已经一脚踩进了几十年没散的怨气里。
简单打扫后,铺子勉强能看。我白天刷墙修灯,晚上就睡在二楼阁楼。阁楼低矮,一抬头就能碰到房梁,窗户正对着后厨,一闭眼,耳边就有风刮过的声音,像有人在耳边叹气。
饭馆不大,一楼摆了四张桌子,靠墙一排旧柜子。最显眼的,是后厨靠墙架着的四只青花大碗。碗口大得能装下一张小脸,釉色暗沉,青花纹路模糊不清,碗底刻着扭曲的符号,一看就有些年头,摸上去冰凉刺骨,不像瓷器,倒像埋在地下多年的骨头。
我本想扔掉,腾出地方放新碗,可想起房东反复叮嘱的话,终究只是擦了擦灰,原样放着。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四只碗,是四条人命最后用过的东西。
开业头几天生意清淡。老街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些老人和小孩,偶尔进来坐坐,点一碗面,唠两句家常。常客里有个姓陈的老头,退休前在供销社上班,无儿无女,每天傍晚都会来喝两口小酒,喝多了就爱唠旧事。
陈老头第一次看见那四只大碗时,脸色“唰”地白了,手一抖,酒杯“当啷”一声差点摔在桌上。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后厨,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年轻人,你……你把这店盘下来了?”他声音发颤,带着一股压抑的恐惧。
我点头:“是啊,便宜,凑合开个小饭馆。”
陈老头咽了口唾沫,眼神躲闪,却又忍不住往后厨看:“你知道这店以前叫什么吗?”
“不知道。”
“四大碗。”他压低声音,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三十年前,一屋子人,全死在这儿了。”
我心里一咯噔,嘴上还强装镇定:“意外吧?煤气中毒?”
陈老头灌了口酒,酒劲冲上来,才敢把那段压在心底的往事说出来:“不是意外,是灭门。老板一家四口,半夜死在饭桌前,桌上就摆着这四只碗,菜还冒着热气,人却凉透了。警察查了半年,没凶手,没毒药,没外伤,就这么成了悬案。从那以后,这店开一次黄一次,没人能撑过三个月。你是这几年来,第一个敢把店开起来的。”
我后背瞬间冒冷汗,凉意从脊椎一路爬到头顶。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厨房里有动静。窸窸窣窣的,像有人在轻轻拿筷子,一下一下,敲着碗沿。
老辈人常说,半夜敲碗,是招饿鬼。活人敲碗,鬼神不安;死人敲碗,活人遭殃。
我壮着胆子披衣下楼,手刚碰到厨房门,就感觉到一股寒气从门缝里渗出来。我猛地拉开门,灯一亮,声音立刻消失。四只青花大碗安安静静摆在那儿,什么都没有。
我安慰自己是太累听错了,可关上门的瞬间,身后又传来“笃、笃、笃”三声轻响,不轻不重,正好敲在我心口上。
从那天起,怪事越来越多。
白天摆得整整齐齐的碗筷,夜里总会莫名其妙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灶火明明关死,凌晨却会自己燃起来,锅里空空如也,只有水在咕嘟作响,像在煮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最吓人的是监控,凌晨十二点整,画面里总会闪过几道模糊的人影,坐在靠窗那桌,一动不动,像在等菜上桌。
我把监控录像给朋友看,朋友说我镜头脏了,光线问题,是我自己吓自己。可只有我知道,那不是光线。人影有轮廓,有姿态,甚至能看出,是两大人两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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