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时，李铭从慈云寺的后院走出来，脸色比来时更难看了。
他手里捧着一本临时装订的册子，纸页粗糙，墨迹未干——那是阿措和岩坎花了一个下午整理出来的证物清单。十七个俘虏的姓名、年龄、所属部落；三具尸骨的大致特征和发现地点；从矿洞采集的矿石样本描述；还有于城的部分口供，虽然那家伙从头到尾只重复一句话：“我要见吏部的人。”
册子很沉，沉得李铭的手在抖。
“宋推官，”他走到前殿，宋慈正站在佛像前，仰头看着那尊镀金的释迦牟尼像，“这些……下官都看过了。只是张大人吩咐，要将人犯和证物一并带回州府……”
“人可以带走，证物不行。”宋慈转过身，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影子，“按规矩，重大案件的原始证物必须由办案官员保管，直至移交刑部。李先生可以抄录副本，但原件必须留在我这里。”
李铭咬了咬牙：“可张大人说……”
“张大人若觉得不妥，可以行文提刑司，要求正式移交。”宋慈走到供桌前，拿起那本证物清单，翻开其中一页，“另外，这份清单还请李先生签字确认——证明今日所见俘虏十七人，尸骨三具，矿石若干，以及人犯于城一名，均属实情。”
这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了。签了字，就等于坐实了于城的罪，也等于承认宋慈办案的合法性。不签，就是失职——知州派他来核查，他却连个清单都不敢确认，回去怎么交代？
李铭的额头渗出细汗。供桌上烛火跳动，佛像垂目微笑，悲悯地看着这场人间的较量。
许久，他终于拿起笔，在清单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破纸张，留下一个扭曲的“铭”字，像一条挣扎的虫。
“多谢李先生。”宋慈收起清单，语气缓和了些，“俘虏身体虚弱，不宜长途跋涉，还需在寺中休养几日。于城可随李先生回州府，但需提刑司出具正式文书，否则本官无权释放人犯。”
“宋推官！”李铭忍不住了，“你这是故意刁难！”
“不是刁难，是规矩。”宋慈平静地看着他，“李先生也是官场中人，当知规矩的重要性。没有规矩，今日可以随意提走人犯，明日就可以随意处置证人。长此以往，国法何在？公道何在？”
李铭哑口无言。他盯着宋慈，这个年轻的推官穿着半旧的青色官袍，身形清瘦，脸色因连日劳累而苍白，但那双眼睛——沉静，坚定，像两口深井，能照见人心底所有的龌龊。
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张大人会害怕这个人。
不是怕他的官位，是怕他这种“不知变通”的执着。官场如戏，人人都在演，都在权衡，都在计算得失。可宋慈不演，他只认死理。而这种人，往往最危险。
“好。”李铭深吸一口气，“下官这就回州府，请张大人行文提刑司。只是……”他顿了顿，“宋推官，官场不是非黑即白。有些事，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宋慈笑了，“李先生，我已经退到悬崖边了。再退，就是万丈深渊。”
李铭不再说话，拱手告辞。走出寺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山风吹来，带着秋夜的寒意。他回头看了一眼慈云寺——红墙黑瓦隐在夜色中，只有几盏灯笼在风里摇晃，像一双双不眠的眼睛。
他的随从牵马过来，低声问：“先生，就这么回去？”
“不然呢？”李铭翻身上马，“这个宋慈，油盐不进。只能让张大人想办法了。”
马蹄声渐行渐远，消失在蜿蜒的山道上。
寺内，宋慈站在殿门口，看着那几盏远去的灯笼。阿措从暗处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弯刀。
“宋推官，李铭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知道。”宋慈转身，“所以我们要快。在他们想出对策之前，找到所有的证据。”
“那个矿洞的证据还不够吗？”
“不够。”宋慈摇头，“私开矿山是大罪，但于城可以说自己不知情，是手下人私自开采。私藏俘虏，他可以说是为了‘教化蛮夷’。杀人的证据最弱——那三具尸骨，无法证明是他杀的，也可能是病死、饿死，或者看守失手。”
阿措握紧了刀：“那怎么办？”
“找赎银。”宋慈说，“胡三带来的赎银，一定还在。于城不敢存钱庄，也不会放在家里。最可能的地方，就是西郊农庄，或者……”
他想起了那封匿名信。
子时，西郊农庄，有货出。
是什么货？是剩下的俘虏？还是赎银？
“阿措，”他低声说，“你留在寺里，保护好俘虏。我出去一趟。”
“你去哪里？”
“西郊农庄。”
“太危险了！李三可能是陷阱！”
“可能是。”宋慈披上斗篷，“也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他走出寺门，没有骑马，徒步下山。夜色深沉，山路崎岖，但他走得很稳。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些天的片段：胡三死不瞑目的眼睛、王小乙在牢里的哭喊、岩坎空洞的眼神、那两个孩子发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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