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的嘉班寨，寒风裹着雪花拍打在议事厅的窗棂上，厅内却暖意融融。努尔哈赤将一叠木简推到额尔德尼与噶盖面前，木简上用蒙古文、汉文、女真土语符号写着相同的句子 ——“建州与科尔沁为盟，共守海西”，可在场的哈达、辉发、乌拉贵族们，大多只认得其中一种文字，有人皱眉琢磨，有人互相询问，场面颇为尴尬。
“你们看，” 努尔哈赤指着木简，语气沉重，“现在咱们有建州本部、哈达、辉发、乌拉四部，还有科尔沁的盟友，说话各有口音，写字各用其法。发一道军令，得先译成蒙古文，再口头传给不懂蒙古文的贵族；记一笔账目，有的用汉文，有的用蒙古文，年底对账要找好几个翻译 —— 这样下去，怎么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额尔德尼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亲信，精通蒙古文与女真土语；噶盖则熟悉汉文与部落符号，两人立刻明白努尔哈赤的意图。额尔德尼起身道：“大汗是想创制一种新文字，让所有族人都能看懂、会写？”
“正是。” 努尔哈赤点头，目光扫过众人，“我意让你们二人牵头，以蒙古文字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创制一种‘建州通用文’（即满文雏形）。不用太复杂，能记事儿、能传令就行，以后咱们的军令、账目、律法，都用这种文字！”
创制工作从当月就开始了。额尔德尼与噶盖在议事厅旁辟了一间小屋，屋里堆满了蒙古文典籍、女真土语记录木简，还有从朝鲜买来的汉文识字课本。两人每天对着炭火盆，一边念女真词语，一边在羊皮纸上画蒙古字母，试图找到对应的拼写方式 —— 比如女真语 “牛录”（niru），蒙古文里没有对应的发音，他们就用蒙古文 “尼”（ni）和 “鲁”（ru）的字母组合，再调整笔画，让它读起来更贴近女真语音。
刚开始，困难重重。有的女真词语发音独特，蒙古字母根本无法组合，噶盖急得抓头发：“比如‘箭’（sabi），蒙古文里只有‘萨’（sa）和‘比’（bi），拼起来总觉得别扭，族人肯定读不习惯！” 额尔德尼却有耐心，他找来乌拉的老牧民，让他们反复念 “sabi”，自己则在纸上画了十几个变体，最后选定一个将 “sa” 的尾笔与 “bi” 的首笔连起来的写法，既保留蒙古文的框架，又贴合女真发音。
消息传到各个牛录，族人都很感兴趣。哈达的学堂老师带着学生送来木简，希望新文字能简单易学；乌拉的工匠们则送来工具，说要是需要刻字模板，他们随时能帮忙。有一次，额尔德尼在院子里琢磨 “铁”（tere）的写法，几个乌拉铁匠路过，围着看了半天，一个老铁匠说：“大人，这个字要是能像打铁的锤子一样，笔画少点、硬朗点，咱们就好记了！” 额尔德尼听了，真的简化了 “tere” 的写法，让它更像一把锤子的形状。
两个月后，第一批 “建州通用文” 字符诞生了。额尔德尼与噶盖挑选了最常用的三百个字符，包括数字、日常词语、官职名称，写在羊皮纸上，呈给努尔哈赤审阅。努尔哈赤拿着羊皮纸，让额尔德尼念 “牛录额真”（niru ejen），自己跟着写，虽然笔画歪歪扭扭，却越写越高兴：“好！就按这个来！下一步，要让族人尽快学会这些字。”
推广工作从学堂开始。努尔哈赤下令，每个牛录的学堂都要教 “建州通用文”，学生每天要学会三个字符，会读、会写才算过关。哈达的孩子帖木尔以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每天跟着老师学字符，他把字符刻在木简上，挂在腰间，走路都在念：“一（emu）、二（juwe）、三（ilan）……” 没过多久，他就能用新文字写简单的句子，比如 “今天收了五石粮”，还骄傲地拿给父母看。
除了学堂，军队也是推广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让额尔德尼把简单的军令，比如 “明日辰时集合”“携带三天口粮”，用新文字写在木牌上，发给每个牛录额真。乌拉旧贵族乌尔泰刚开始看不懂，就拿着木牌找额尔德尼请教，学了半个月，他不仅能看懂军令，还能在训练报告上签自己的名字。他笑着说：“以前看蒙古文的军令，总怕理解错，现在用咱们自己的文字，心里踏实多了！”
工匠们也很快用上了新文字。辉发的木材工坊里，工匠们在木料上用新文字标注尺寸，比如 “长一丈、宽三尺”，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靠画图或口头相传；建州的铁匠铺里，穆尔哈赤把打铁的步骤用新文字写在墙上，新来的学徒跟着学，效率比以前提高不少。有个年轻工匠说：“以前师傅教打铁，全靠记口诀，现在看着文字学，哪步忘了看一眼就知道，太方便了！”
到了年底，“建州通用文” 已经在建州本部、哈达、辉发、乌拉的核心贵族与士兵中普及开来。努尔哈赤让人用新文字编写了一本《简易识字册》，收录了一千个常用字符和句子，印发到各个牛录；还组织了一场 “识字比赛”，来自四部的两百多个学生参赛，帖木尔因为能熟练写五十个字符，还能用新文字写短文，获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用新文字写的《农事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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