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2日 江阴要塞）
炮声，消失了。
不是那种战斗间隙的零星冷枪，也不是你来我往的试探性炮击。而是那种持续了数月，几乎成为背景噪音，震得人耳膜发木、心脏发颤的、无休无止的轰鸣，突然间，停了。
停得那么彻底，那么突兀。
长江的水流声，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传到黄山山顶的观察哨里。呜呜的风，卷过鹅鼻嘴光秃秃的峭壁，吹动巫山阵地前残破的铁丝网，发出单调的呜咽。阳光——罕见地——从铅灰色的云层缝隙里漏下几缕，吝啬地洒在君山焦黑的土地上，泛着冰冷的、不真实的光。
静。静得让人心慌。
王栓柱坐在黄山主峰反斜面一处较深的猫耳洞里，背靠着潮湿冰冷的泥土壁。他已经这样坐了快一个钟头，耳朵里似乎还在嗡嗡作响，那是一种长久的轰鸣后留下的幻听。他试着活动了一下受伤的左臂，伤口已经结痂，动作时还有些牵扯的疼，但比前几天好多了。他脱下那顶边缘破损、浸满汗水和血污的钢盔，搁在膝盖上，用一块难得的、稍微干净些的破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钢盔上布满划痕和凹坑，其中一道深深的擦痕，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擦得很仔细，连内衬的边缘都反复抹了几遍，仿佛在擦拭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洞外传来小心翼翼的脚步声，然后是石头那张半边脸还缠着脏兮兮绷带的面孔探了进来。“柱子哥，吃饭了。”石头的声音嘶哑，但比前几天多了点中气。他手里端着两个洋铁碗，一碗是热气腾腾、略显粘稠的菜粥，另一碗是几个杂粮窝头和一小撮咸菜疙瘩。
王栓柱接过碗，没立刻吃，先深深吸了口气。是食物的味道，混合着一点点咸菜和柴火的气息。不是硝烟，不是血腥，不是焦土。他端起粥碗，滚烫的粥顺着食道滑下，暖意从胃里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他几乎是贪婪地、却又强迫自己小口小口地吞咽着。胃里有了东西，脑子似乎也清楚了些。他看向石头，石头的独眼也正看着他，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用力地吃着。
这顿饭，吃了很久。没有催促的哨音，没有突然砸落的炮弹，只有远处长江隐隐的涛声，和风吹过山石的声响。
吃饱了，王栓柱觉得困意排山倒海般袭来。连续几个月的高强度战斗和紧绷的神经，在这诡异的宁静里，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缺口。他把碗递给石头，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几乎立刻就沉入了黑暗。他甚至没有做梦，只是觉得身体在不断下沉，下沉，沉入一片温暖而虚无的黑暗。这是自上海撤退以来，他睡得最沉、最无扰的一觉。
和他一样，在黄山、在鹅鼻嘴、在君山、在肖山、在每一处还活着的国军士兵能够躺下的地方，鼾声此起彼伏。那沉重的、疲惫的、带着劫后余生气息的鼾声，成了这几日江阴前线最“喧嚣”的声音。连排长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呵斥，只是默默走过，检查着警戒哨，或者自己也找个角落，抱着枪，合上沉重的眼皮。
但这宁静，是淬了毒的。
有经验的老兵，睡足了，吃饱了，把身上积攒了不知多少层的污垢勉强搓洗掉，换上了勉强能称为“干净”的衣物后，反而更加不安。他们聚在战壕的背风处，或者掩体的入口，默默地卷着劣质烟丝，或只是呆坐着，望着敌方阵地的方向。
“太静了，”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老兵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凝而不散，“静得他娘瘆人。”
“是啊，”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老兵，用通条仔细地清理着步枪枪膛，动作慢得像在抚摸情人的手，“狗日的小鬼子，憋着坏呢。这他娘是暴风雨前头那点子闷气。”
没有人反驳。大家都懂。侦察兵带回的消息证实了这种不安：日军后方，车辆调动昼夜不停，尘土扬得老高，隔着望远镜都能看到。远远的，能听到对面隐约传来的、整齐的、带着杀戮节奏的操练口号，还有大量物资（远远看去像堆成小山的木箱）堆积的迹象。偶尔抓到的舌头（侦察兵或掉队的日军伤兵），在“特殊关照”下，也会断断续续吐出几个词：“……大的……很快……全部……死啦死啦……”
所有人都明白，那个“2月15日”，就像悬在头顶的、越来越近的铡刀，正在一寸寸落下。这宁静，不过是铡刀落下前，行刑者最后一次检查刀口。
指挥部里的气氛，比前线更加凝重，也更加忙碌。
陈远山的司令部里，烟雾缭绕，巨大的地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各级军官的会议几乎没有停过。从师到旅，从旅到团，甚至到一些重要的营连，命令和部署在紧张而有序地传达。每个人的脸色都绷得很紧，但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燃烧的东西。
“黄山主峰，反斜面工事必须再加固一层，特别是防炮洞的顶盖，原木不够就用沙袋夯土，沙袋不够就去拆废墟里的门板、房梁！必须能顶住150毫米以上重炮的直接命中！” 霍揆彰的声音嘶哑但有力，在地图前用手指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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