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学者外援的策略，如同在浑浊的字海中投入了几枚精准的定位浮标，使得《贞观字典》的编撰工作终于摆脱了最初那种盲目与混乱，开始沿着一条虽依旧艰辛、却清晰可见的航道前行。郭槯带领的工匠团队，依据学者们反馈回来的、经过初步审阅和标注音义的《基础字表》部分稿样，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标准字形的确定与活字字模的雕刻工作。
然而，随着更多学者审阅后的稿样被陆续送回，一个新的、更微妙也更本质的难题，逐渐浮出水面——学术理念的差异与标准统一的艰难。
这一日，马周将两位学者对同一批字的审阅稿并排放在王泽案头。一位是国子监的刘博士，治学严谨，恪守汉儒古训；另一位则是那位以校书为生的老儒周先生，学识渊博，但更倾向于南朝以降的义疏之学。
王泽拿起两份稿样对比，眉头渐渐蹙起。
同一个“仁”字，刘博士的释义引经据典，追溯《说文》“亲也”之本义，并强调其“从人从二”的构形深意，音注则严格遵循《切韵》体系。而周先生的释义则更为直白，着重阐发其“爱人”的核心内涵，并引《论语》数条为证，音注则更贴近当下长安官话的实际读法。
再看一个“理”字，分歧更大。刘博士严守“治玉”之本义，引申为“条理”、“道理”；周先生则大胆引入了些许玄学思辨的色彩，释义中出现了“天理”、“性理”的影子。
不仅仅是释义，就连一些字的反切注音，两人所依的韵书底本不同，给出的切语也略有差异。
“监丞，您看这…”马周面带难色，“刘博士与周先生，皆是饱学之士，然其见解…颇有不同。若依此下去，恐字典体例不一，自相矛盾啊！”
郭槯也拿着几份刚刚雕刻好的、字形略有差异的“仁”字字模过来请示：“监丞，这字形笔划的细微之处，不同书家、不同碑帖，风格迥异。是取欧阳询之险峻，还是虞世南之温润？或是另定一种标准？若无定规，工匠们实在难以把握。”
王泽放下稿样，沉默良久。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将问题想得简单了。技术的标准化相对容易，无非是尺寸、材料、流程的统一。但知识的标准化，尤其是涉及到承载了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文字，其背后是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师承体系、甚至不同哲学观念的碰撞与博弈。这绝非简单的“择优而从”就能解决。
“统一标准，势在必行。”王泽终于开口，声音沉稳，“字典乃工具之书，首要在于规范、实用、便于查考。若释义纷纭，音注各异，字形不一，则失其根本。”
他站起身，在值房内踱步，思路逐渐清晰：“召集所有参与审阅的学者，以及郭老等负责字形标准的工匠首领，明日于编撰局议事。我们要共同商定一套《贞观字典》编撰凡例！”
次日，编撰局内，气氛略显凝重。刘博士与周先生分坐两侧，神色矜持，显然都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信。郭槯等工匠则肃立一旁，他们更关心如何将定下的标准落实到刀笔之上。
王泽作为主持者，开门见山：“今日请诸位前来，非为辩驳学问高下，乃为商定编撰之‘规矩’。《贞观字典》欲行天下，造福学子，必先自身立得住，立得稳。故需统一体例，明确标准。”
他首先抛出字形问题：“字形标准，当以何为据？是专崇一家，还是博采众长？”
刘博士立刻道：“自然当以朝廷颁行之《字样》及欧、虞等大家楷法为准，此乃正体！”
周先生却微微摇头：“大家之法固然精妙，然过于讲究，恐不利初学。当取其结体端正、笔划清晰者，稍加规范即可，便于摹写识读。”
王泽听罢，沉吟道：“二位先生所言皆有道理。字典用字，既需庄重规范，亦需清晰易识。我意，可在欧、虞等大家法帖基础上，稍作简化，去除过于繁复的笔锋变化，突出结构平稳、笔划清晰，形成一套专用于印刷的‘字典标准楷体’。郭老，此事由你牵头，与诸位先生共同商议，定出细则。”
这算是折中之策，既尊重传统，又考虑实用。郭槯与两位学者低声商议片刻，均觉可行。
接着是更棘手的音义问题。
王泽道：“音注方面，反切之法不可或缺，此为传统。然，是否可于反切之后，附以简易之直音，或以特定符号标注当下长安官话之四声，以便初学？”
刘博士眉头微皱，似觉此举有损学问之严谨。周先生却点头表示赞同：“此法甚善，可兼顾古今，雅俗共赏。”
王泽见刘博士未再强烈反对，便接着道：“至于释义，当以简明准确、切于实用为要。首选本义，次列常用之引申义、假借义。释义文字，力求浅白，避免过度引经据典、繁琐考证。凡有争议之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刘、周二人，“可并列主要说法，但需注明‘一说’、‘或谓’，以示存疑，不强作定论。首要之义，在于让使用者能看懂、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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