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谈判进入了更加枯燥却也更加针锋相对的阶段。联合工作组确实成立了，但气氛远比高层会谈更加剑拔弩张。苏方专家态度强硬，对罗方提出的每一个疑问、每一项修改建议，都报以近乎固执的拒绝，或者提出更加苛刻的反建议。
罗马尼亚的技术顾问们据理力争，在驻军规模、基地管辖权、法律适用、费用承担等每一个细节上寸土必争，试图用无尽的细节讨论来消耗时间，延缓进程。格奥尔基大臣频繁地与米哈伊进行私下沟通，汇报进展（或者说，是缺乏进展），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焦虑。
米哈伊一世则利用会谈间隙，进行了一系列预先安排好的参观活动——访问莫斯科大学，瞻仰列宁墓，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既是外交礼仪，也是他向外界、尤其是向国内传递信号的窗口。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他都保持着从容镇定、不卑不亢的姿态，与苏联官员谈笑风生，强调罗苏友谊。他要让所有人看到，罗马尼亚的国王没有被压力压垮，他正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着坚定的努力。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压力有多大。每晚回到宾馆，他都需要长时间的独处，来消化白天的紧张，并反复研读父亲的笔记，寻找支撑和灵感。“核心利益，寸土不让”这句话，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在“驻军”这个核心问题上，他绝不能退让。所有的“拖”和“周旋”，都是为了守住这条底线。
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高层会谈中，斯大林的态度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咄咄逼人，而是更多地让莫洛托夫出面。当米哈伊再次强调国内程序复杂、需要时间时，斯大林只是淡淡地表示：“希望罗马尼亚的同志们，能够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克服这些所谓的困难。苏联有耐心，但耐心不是无限的。”
会谈结束时，没有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唯一的成果，是双方同意“继续就联合防御协定进行磋商”，工作组层面的接触可以保持。这实际上意味着，米哈伊成功地将“立即决定”这个最危险的议题，推迟了。
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莫斯科的天空依然阴沉。坐进轿车，米哈伊才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袭来，仿佛刚刚打完一场耗尽全力的战役。
“我们…这算是成功了吗？”格奥尔基大臣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的沙哑。
米哈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克里姆林宫围墙，缓缓吐出一口气：“至少，我们没有失败。我们顶住了最直接的压力，没有在枪口下签署任何丧权辱国的文件。我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一次暂时的喘息。斯大林所谓的“耐心”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巨大的威胁依然悬在头顶，如同莫斯科冬日的阴云，并未散去。苏联的驻军要求，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罗马尼亚的命脉之上。
回程的飞机上，气氛比来时稍微轻松了一些，但远谈不上喜悦。每个人都明白，真正的挑战，在回到布加勒斯特之后才刚刚开始。他们需要利用这争取来的时间，加速国内的经济重建和政治整合，同时，更要秘密地、小心翼翼地拓展外交空间，寻找可能的其他支点，以应对斯大林下一次可能更加猛烈的攻势。
米哈伊闭着眼睛，脑海中思绪纷飞。父亲的策略指引他度过了第一次危机，但前路依然漫长而黑暗。他摸了摸大衣内袋里那份父亲笔记的复印件，冰凉的纸张却带来一丝奇异的暖意和力量。
飞机穿越云层，向着西南方向的祖国飞去。他知道，他带回国的，没有胜利的桂冠，只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和一份更加沉重的、关乎国家命运的责任。战斗，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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