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这一天，本该是和平与喜悦的象征，但在1990年的罗马尼亚，它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血腥而矛盾的意义。
在特尔戈维什泰那座作为临时囚禁地的军营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救国阵线委员会关于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的指令已经下达，整个过程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委员会从布加勒斯特派出了几名法学家和军官，他们带着一套仓促拟就的指控书和一套亟待填补的法律程序空白，抵达了这里。
审判在一个空旷的、如同仓库般的房间里进行，更像是一场军事汇报，而非司法程序。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带了进来。短短三天，他们似乎苍老了二十岁，往日的威严和偏执狂躁被一种混合着倨傲、惊惶和彻底茫然的复杂情绪所取代。他们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称其为“叛徒的闹剧”。
指控书罗列了五大罪状： genocide（种族灭绝，指在蒂米什瓦拉等地屠杀民众）、破坏国家经济、破坏公共财产、企图外逃并在国外存款。检察官的陈述快速而激昂，更像是一场政治控诉。辩护？几乎没有。指定的辩护律师形同虚设，齐奥塞斯库本人则不断打断审判，重复着他那套“人民爱戴我们”的陈词滥调。
审判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休庭评议更是短暂得如同一个形式。法官们——主要是几名军官——返回法庭，宣布了早已预料到的判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所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全部财产。
没有上诉程序。判决被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拖出临时法庭，押解到军营院子里一堵光秃秃的砖墙前。天空是铅灰色的，下着小雨，更添几分肃杀。行刑队是由士兵志愿者组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亲历过蒂米什瓦拉的惨案，或许家人曾遭受过秘密警察的迫害。
枪声响起，短促而密集。一个时代，以一种最原始、最暴烈的方式，宣告了终结。
几乎在枪响的同时，消息通过军用通讯线路，传回了布加勒斯特的救国阵线委员会地下室。当罗马恩听到“任务完成”四个字时，他感到一阵虚脱，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庆祝，只有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感。
几分钟后，救国阵线委员会通过国家电台，向全国宣布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公告措辞简洁，强调了他们是“经过审判”后被处决的，试图给这场赤裸的处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消息传出，在布加勒斯特街头，反应是复杂而分裂的。许多人涌上街头，相拥而泣，感到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意和如释重负的轻松。鞭炮声（在缺乏真正庆祝工具的情况下）零星响起，与尚未完全停歇的枪声交织在一起。然而，也有许多人，在短暂的兴奋过后，陷入了沉默。他们意识到，这种以血还血的方式，并未带来纯粹的解脱，反而在国家的灵魂上，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
在日内瓦，米哈伊一世得知这个消息后，久久不语。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宁静的雪景，仿佛能看到远方故土上那堵染血的墙。他为他的人民终于摆脱梦魇而感到欣慰，但也为这终结的方式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忧虑。他知道，救国阵线委员会通过这种方式，暂时稳固了权力，清除了最大的潜在威胁，但也为自己的未来，埋下了一个关于合法性与道义的永恒诘问。
随着齐奥塞斯库的死，布加勒斯特街头的抵抗失去了核心象征和精神支柱。塞库里塔特的狙击逐渐停止，零星的交火在未来几天内也慢慢平息。救国阵线委员会，以一种备受争议的方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生存危机。
然而，危机并未结束，只是转换了形式。权力的真空暂时被填补，但围绕着这个新生政权合法性的争论、对其成员前共产党背景的质疑、以及如何处理旧政权遗产的难题，都将伴随着它，步入更加复杂、充满博弈的后革命时期。罗马尼亚的新生，始于一场血祭，而它的未来，依旧在迷雾中等待书写。救国阵线委员会的考验，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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