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流转，将万朝时空的视线牢牢锁定在那位八岁登基的幼主身上。
浩渺之音并未急于颂扬其日后“千古一帝”的伟业，而是以冷静而深邃的笔触，细致勾勒出爱新觉罗·玄烨从登基到亲政这八年间的真实图景。
这段岁月，远非后世想象中圣主天生英明、一帆风顺的序曲，而是一个在权臣阴影、宫廷暗斗与帝国隐忧中艰难成长，充满了妥协、隐忍、学习乃至危机的蛰伏期。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1661年2月7日），紫禁城太和殿。
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悲戚与不安。在先帝顺治驾崩的哀痛尚未散去之际，年仅八岁的玄烨身着不合身的龙袍，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引导下，履行着繁缛的登基大典。
那“康熙”的年号，寄托着“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宏大愿景，但压在稚嫩肩头的，却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南方，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势力盘踞数省，形同独立王国，岁耗天下财赋之半；东南沿海，郑成功虽已于前年收复台湾，但其继承者郑经仍奉明正朔，与清廷对峙；西南，南明永历政权虽已流亡缅甸，余波未息；西北，蒙古准噶尔部在雄主噶尔丹的带领下开始崛起，觊觎漠南；东北，沙俄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筑城雅克萨，威胁龙兴之地。
内部，满汉矛盾深刻，民生凋敝，财政拮据，顺治朝留下的并非一个稳固的基业。
而最直接的威胁，则来自顺治遗诏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辅政之初，四大臣尚能遵循誓言，“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且“不私亲戚，不计怨仇”。
他们鉴于顺治朝前期睿亲王多尔衮专权的教训，以及后期宦官吴良辅的弊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以满洲近臣管理宫廷事务，试图巩固满洲贵族的集体统治，确保皇权（尽管是幼主）的稳定。
然而，权力的平衡极其脆弱。
四人中，索尼虽位望最高，但年老多病，渐趋保守；遏必隆性情庸懦，常首鼠两端；苏克萨哈因原属多尔衮麾下，后反戈一击，根基不固，且与鳌拜素有嫌隙；唯有鳌拜，凭借其“巴图鲁”勇名，军功赫赫，且广植党羽，势力迅速膨胀，专权跋扈之态日益显露。
年幼的康熙帝，早期的主要生活是在繁重的学业中度过的。
孝庄太皇太后深知教养之功关乎国本，为他精心挑选了师傅，教授满、汉、蒙文与儒家经典。
康熙天资聪颖，学习极为刻苦，“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五更即起诵读，日暮之后仍复习功课，以致劳咳吐血亦不稍懈。
这种近乎严苛的教育，不仅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更磨砺了他的意志。
然而，在这勤奋学习的背后，是宫廷中日益紧张的权力氛围。
鳌拜常常无视君臣礼节，在御前“施威震众，高声喝问”，甚至对康熙亲自选定的翰林院官员横加指责，任意罢黜。
更令康熙与孝庄感到警惕的是，鳌拜开始大肆结党营私，打击异己。
他罗织罪名，冤杀内大臣费扬古及其子，籍没家产，仅因其子倭赫在康熙御前当值时的些许“不敬”；他强行圈换土地，在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推行“镶黄旗与正白旗换地”政策，虽有其历史缘由，但过程专横，不顾民生，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因上疏反对，竟被鳌拜矫旨处以绞刑，家产籍没。
这些事件，赤裸裸地展示了鳌拜藐视皇权、把持朝政的野心。
面对这些，少年康熙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克制与隐忍。
他深知时机未到，羽翼未丰，往往“默然不应”，或仅以温言劝慰，甚至在鳌拜处死苏纳海等人后，还不得不违心地予以认可。
这种隐忍，并非怯懦，而是基于对局势清醒认识的战略蛰伏。
他暗中观察，学习政务，在孝庄太皇太后的指点下，逐渐领悟权力运作的法则。
康熙五年（1666年），一件关乎帝国未来走向的大事发生——康熙大婚。
在孝庄的主持下，四大辅政大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被册立为皇后。
这桩婚姻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旨在借助索尼及其家族的力量，平衡日益坐大的鳌拜集团。
果然，大婚之后，康熙对索尼及其子索额图更加倚重。
然而，权力的天平并未因此迅速扭转。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在病榻上疏，奏请康熙帝遵循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择吉亲政。
此举无疑是对鳌拜擅权的间接反击。是年七月，康熙帝御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诏告天下。
然而，亲政并非权力的自然交接。
鳌拜集团依然把持着批红大权与部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主导权，许多政令仍需经过他们，亲政在很大程度上徒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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