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47年六月初八，瓦尔德堡。
天刚蒙蒙亮，坡上的麦茬地还挂着露水。杨安远从屋里出来时，裤脚已经挽到了膝盖，赤着脚，踩在田埂上的感觉凉而韧。他今年二十整，身量比父亲杨保禄矮半头，但肩宽相似，只是骨架还没完全长硬，走路时带着一点年轻人特有的硬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麻短褐，腰间系着一根牛皮绳，绳上挂着一把小铁尺和半块黑面包——这是他下地时的标准装束。
玛格丽特在灶房门口喊他，声音不高，但穿透力足够让他站住。她端着一只陶碗走过来，碗里盛着昨夜剩下的凉粥，上面撒了一把炒过的黄豆。
“先垫垫。中午回来吃热的。”
杨安远接过碗，三口喝完，把碗递回去。他的手指修长，指腹和掌根处有一层薄茧，那是常年握农具和笔杆磨出来的——握农具的茧在指根，握笔的茧在指侧，两种茧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手感。
“今天去坡上量豆秧。你让老约翰把账册找出来，我晚上要核对去年和今年的轮作地块。”
玛格丽特点点头，转身回了屋。她的背影比三年前丰润了一些，发辫盘在脑后，用一根铜簪子别着。那件深绿色的羊毛长裙是前年诺力别托人送来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她洗得很干净，领口永远系得整整齐齐。
杨安远沿着田埂往坡上走。瓦尔德堡的田分成三块：坡顶是去年种过大豆的地，今年改回了春小麦，现在麦已收割，只剩下半尺高的麦茬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坡腰是今年的大豆田，一垄一垄的豆秧排得笔直，每株约莫两掌高，叶子肥厚，在晨风里轻轻颤动；坡底靠近溪流的地方是一小片休耕地，长着杂草，准备入秋后沤绿肥。
他先去了坡腰的大豆田。田边插着几块木牌，每块牌上写着数字和年份——“46年·大豆·乙块”、“47年·大豆·甲块”。这是他从祖父杨亮的笔记里学来的办法，把田地按肥瘦和朝向分成甲乙丙丁四块，每年轮作，每年记录。
他蹲在甲块田边，从牛皮绳上解下小铁尺，量了一株豆秧的高度：七寸。又数了数分枝：三枝。叶片颜色是深绿，叶背有细小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他用指甲掐开一片叶子，闻了闻切口的气味——青草味浓，没有虫蛀的苦味，说明今年的豆象防治做得不错。格哈德按他的吩咐，在播种前用草木灰拌了种，又在出苗后撒了一圈石灰粉，挡住了大部分地蚕。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羊皮纸，上面是他亲手画的《瓦尔德堡农事纪要》草稿。翻到“四十七年·大豆·甲块”那一页，他用在田边水沟里蘸了蘸的炭笔，在“株高”一栏填上“七寸”，在“分枝”一栏填上“三”，在“虫情”一栏画了一个小小的圈——表示无虫害。最后又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一句：“六月初八晨，露水重，叶背有银毫，长势优于去年同块。”
他站起身，沿着田埂往坡顶走。坡顶的麦茬地边上，那棵老橡树还在。树是前年他让人修围栏围起来的，围栏是粗木桩加柳条编成的，现在已经长满了藤蔓。老橡树的树干有一人合抱粗，树皮皴裂得像老农的手背，树冠撑开一片浓荫，树下摆着一条长石凳，是去年从溪沟里抬上来的。
老汉斯蹲在石凳旁边，正在修一把镰刀。老汉斯今年六十出头，背驼得厉害，但手还稳。他是瓦尔德堡最早的七户佃农之一，也是种大豆最上心的一户。前年他主动把半亩坡地拿出来试种大豆，去年收成后，他家里多存了三斗粮。
“少爷。”老汉斯见他过来，放下镰刀，用围裙擦了擦手。他管杨安远叫“少爷”，虽然杨安远不止一次让他叫名字，但他改不过来。
“麦茬留得够高。”杨安远用铁尺量了一截麦茬，高度约三寸，“明年压青肥的时候，这些麦根烂在地里，能顶半车绿肥。”
“是。按您上回教的，割麦的时候留高茬，不收根。”老汉斯咧开嘴，露出缺了半颗门牙的牙床，“今年这麦，亩收了两石一斗。比前年多收了三斗。”
杨安远在羊皮纸上翻了几页，找到“四十七年·小麦·丙块”的记录。他核对了一下数字，点点头。丙块地是去年种过大豆后轮回来的，肥力明显比一直种麦的丁块地好。丁块地今年的亩产只有一石七斗。
“丁块明年改大豆。”他在纸上写了一句，然后把纸折好，对老汉斯说，“你把村里另外几户叫来，晚饭后到老橡树下，我把明年的轮作表分下去。”
“九户都到？”
“九户。”
老汉斯应了一声，捡起镰刀继续修。杨安远看了看他手里的活——刀刃上有一小片缺口，老汉斯正在用一块细磨石慢慢打平。磨石是从盛京铁匠坊捎来的，比本地石头细腻得多，能把刀刃磨得照见人影。
“镰刀口卷了？”
“不是卷，是砍到石头了。”老汉斯头也不抬，“少爷，有个事。村口老约翰家的二小子，想明年多租半亩地。他今年帮我家割了豆秧，手快，人也老实。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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