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前门地铁站的一个入口，灯光恰好熄灭，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拉下沉重的铁栅栏。乐瑶一愣，上前用普通话询问：“同志，地铁是不是关了？”其中一人回过头，脸上带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干脆地答道：“关了。”语气平淡，却让一行九人面面相觑——这才晚上八点多，北京的地铁这么早就停运？
大家带着疑惑和一丝被拒之门外的郁闷，沿着街道慢慢往回走。然而，就在相距不到二十米的另一个地铁入口，却灯火通明，依稀可见行人正顺着阶梯走下去。
“……” 一阵短暂的沉默。
“要死，玩嘢啊？”阿Paul忍不住用粤语低骂了一句。
乐瑶也哭笑不得，明白过来刚才可能只是那个入口临时关闭或交班，而那位工作人员的回答简洁（或者说敷衍）得让他们产生了误会。初到贵境，连地铁入口都给他们上了一课。
钻进灯火通明的入口，氛围立刻不同。 票价便宜得惊人——不论远近，一律三毛钱。自动售票机？不存在的，一个小窗口递钱换票。站台和车厢比想象中陈旧，灯光昏暗不定，忽明忽暗，让这趟夜行平添了几分“探险”的意味。晚高峰虽过，车厢里依然拥挤，人与人紧贴着，混合着各种气味。但Beyond这群年轻人挤在一起，反而因这种新奇体验而暂时忘却了烦恼，用粤语低声说笑，猜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陌生站名。
他们要在复兴门站下车，据说离燕京饭店最近。为求保险，乐瑶在车上用普通话向旁边几位本地模样的乘客求证：“同志，请问到燕京饭店是在复兴门下吗？”有人茫然摇头，有人说“好像是吧”，最后一位大爷肯定地点了头：“对，就那儿下。”
于是，列车一到复兴门站，乐瑶和Leslie便招呼着大家，以近乎“力挽狂澜”的姿态（在拥挤人群中奋力挪动），挤出车厢。
惊险一幕就在此时发生。
他们刚踏上月台，身后车厢关门的警示铃急促响起。一个中年男人急着上车，半个身子挤进去了，手肘却被正在闭合的车门死死夹住，人困在车内，手臂卡在门外，疼得他龇牙咧嘴。一位女站务员连忙从另一边跑来，但她第一反应竟不是立刻帮忙拉开门或紧急制动，而是站在门外，对着车内男人大声责备，斥责他不该冒险抢上。更令人诧异的是，周围下车上车的人群大多只是漠然看一眼，无人上前帮忙。
“喂！帮下手啊！”家强看不下去了，喊了一声，和阿Paul几乎同时冲过去，两人合力，徒手去掰那紧闭的车门缝隙。他们的举动引来更多目光，或许是被他们的急切感染，终于又有两个路人加入。几人发力，车门被掰开一道缝隙，那男人趁机猛地把手臂抽回，车门随即“哐当”一声严实关闭，列车启动驶离。而另一个没挤上去的男人，刚才竟还试图趁门被掰开时侧身钻进去，被站务员厉声喝止。
一场小小的月台风波，让Beyond几人真切感受到某种不同的秩序与人情温度。家强甩了甩用力过度的手，嘀咕：“呢度啲人……好似有啲冷漠哦。”家驹拍了拍他的肩，没说什么。
然而，“惊喜”还未结束。
走出地铁站，迎面看到的竟是中央电视台的大楼！向路人一问才知，燕京饭店还得再走差不多二十分钟。大家顿时有些泄气，却也无奈。
于是，九个人索性“既来之，则安之”，在宽阔笔直的长安街上开始了夜游。 秋夜的北京，空气清冽，夜空高远，路灯洒下昏黄的光。暂时抛开演出纠纷、外汇困扰，这群来自南方的年轻人，漫步在首都着名的街道上，好奇地打量着夜色中轮廓分明的建筑、偶尔驶过的老式汽车和骑着自行车的行人。不知谁在路边小摊买了一把香蕉，大家分着，一边走一边剥开吃，香蕉清甜，暂时抚慰了奔波的身体。气氛竟奇异地变得逍遥畅快起来。
“听日啲嘢，听日再算啦！”有人说道。这话引起了共鸣，反正现在着急的似乎不应该是他们。
回到燕京饭店，已近晚上十点。
刚进大堂，就发现气氛不同。 之前“找不到”的演唱会总负责人刘小姐，连同她的几位同事，以及杨小姐等人，已经齐集在一隅的休息区，显然在等他们。看来，“罢演”的威胁和沟通的断绝，终于让对方感到了压力。
双方坐下，气氛谈不上融洽，但至少开始了实质性对话。刘小姐等人解释广州飞天津并非单纯为了省钱（虽然这是主因），还列举了一些“航班紧张”、“审批流程”等在内地行之有效、但对港人而言却颇为费解的理由。Leslie听完，摆了摆手，语气平和但坚定：“来的问题已经过去，我们也不再计较。现在核心问题是——你们怎么安排我们回去？” 他特意强调了“回去”二字。
乐瑶在一旁补充，展示了那份写着“坐车回天津飞广州”的行程表，指出其不合理与增添的劳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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