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业二十一年，腊月初八，金陵下关码头
“镇波号”的船艏像一柄利刃，劈开冬日浑浊的江水。
这是一艘大型的三桅全帆装货船，总长二十丈（约56米），宽六丈有余，巨大的硬帆在冬日偏北风中吃满了力。
——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下，明轮效率低下且易损坏，并不适合远洋航行。
这艘“大唐南洋型”帆船的设计，更接近飞剪船与中式硬帆的结合，强调速度和载货量的平衡。
它此刻静静地泊在码头旁，桅杆如林，缆绳交错，等待着最后的装货指令。
郑嵩站在前甲板上，看着码头工人在监工的吆喝下，将最后一批货箱，通过蒸汽起重机吊进货舱。
桐油、瓷器、药材、布匹、铁料、硫磺……所有货物都打着“皇家南洋公司，援锡兰军前物资的黑色火漆印记，并附有金陵海关，和兵部联合签发的特别通行文书。
有了这层护身符，沿途各埠海关几乎不会开箱细查，——至少在大唐控制的南洋水域内是如此。
“老爷，三条船的货都齐了，舱也压好了。”船把头老陈走过来，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水手，左耳缺了半块，据说是早年与倭寇接舷战时留下的。
“镇波号”、“安澜号”、“顺风号”，每条船都按一千二百吨满载算的。
淡水、粮食、腌菜、咸肉，豆类都按一个半月的量备的，还多带了三成，新鲜菜蔬黄豆只够头十天，到广州和满剌加（马六甲）再补。”
郑嵩点点头，目光扫过码头旁并排停靠的三条船，除了“镇波号”是大型帆船，另外两条“安澜号”和“顺风号”都是稍小的三桅帆船。
他这次赌上了全部身家，加上从南洋公司账上“挪借”的流动资金，又抵押了部分货单，从“四海”钱庄贷出的款子，才凑够了三条船的货物和远航开销。
“火药和炮弹呢？”他问。
“按您吩咐备足了，镇波号上装了十八门二十四斤长炮，安澜和顺风各十二门，每门炮配弹八十发，实心弹、链弹、霰弹各三分之一。
火药都是上好的颗粒黑火药，单独存放在中舱水线下的隔离舱里，有专人看管。
护卫队那边，雷队正也点验过了，五十个兄弟都是上过阵的老卒，火铳、刀牌、皮甲齐全，分在三条船上。”
郑嵩望向船尾方向，那里五十名穿着浅色号衣，外套简易皮甲的汉子。
那是他从公司护卫队里，特意挑选的退役边军，带队的是个姓雷的营官，据说在辽东跟过曹文诏，因伤退役后被南洋公司聘为教头。
有这些人在，寻常海盗绝不敢打这支船队的主意。
“郑管事！”一个略带异国腔调的声音，从舷梯方向传来。
郑嵩转身，只见一个穿着深褐色羊毛外套，头戴三角帽的欧罗巴男子正快步走来。
他约莫三十五六岁，金发碧眼，正是他此行最重要的线人——腓特烈·威廉，自称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的私生子，如今是个游走于欧亚之间，走私兼情报贩子。
“威廉先生，一切顺利？”郑嵩用生硬的葡萄牙语问候，这是两人约定的交流语言，威廉也会一些简单的官话。
“顺利，非常顺利！”威廉走到近前摘下帽子，露出一头被汗水打湿的金发。
“您要的航线图、海流资料、沿途补给点和…特殊交易点的联络方式，我都带来了。”他拍了拍腋下，夹着的一个油布包裹。
“上帝保佑，我三天前才从巴达维亚赶到广州，正好接到您的信鸽，再晚一天，我就得追到满剌加去了。”
信鸽，这是郑嵩能想到，在眼下最快的远程通信方式之一。
皇家南洋公司在主要商埠都设有信鸽站，传递加密的商业信息，他通过公司在广州的分号，用信鸽给常驻那里的威廉捎去了密信，约定了在金陵会合的时间。
“进舱说话。”郑嵩示意。
两人走下甲板来到船长室，房间不大布置得简洁实用，一张固定在船板上的橡木桌、两把椅子、一个储物柜，墙上挂着南洋海图、罗盘和一副望远镜。
威廉迫不及待地摊开包裹，里面是几卷精心绘制在羊皮纸上的海图，以及一叠写满密密麻麻拉丁字母的纸张。
“这是最新的航线图，从满剌加到锡兰，绕过僧伽罗人控制的西海岸，从东岸的亭可马里进入大唐控制的港口。
然后从这里，”他的手指划过锡兰南部，继续向西，“穿过拉克代夫海，抵达马尔代夫群岛——那里现在是大唐的保护领，有我们的补给站。接着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
他的手指在非洲最南端，那个着名的岬角上重重一点。
“这里现在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盘，但他们的控制时强时弱，我们不停靠开普敦，而是在东面一百海里外的莫塞尔湾，秘密锚地补充淡水。
然后，乘着本格拉寒流和东南信风，横渡南大西洋，直达巴西的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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