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的三原县，比西安少了几分都市的燥热，却多了层闷在骨子里的湿暑。午后的阳光把鲁桥村的土路晒得发白，董冬妈妈王秀兰攥着手机的手全是汗，声音抖得像风中的玉米叶：“李队长，冬冬真的不见了……昨天晚上出去买瓶冰峰，就没回来。”
三原县刑警队队长李建国挂了电话，指尖在桌案上敲了两下。他从警二十年，鲁桥村这种半靠农田半靠务工的村子，丢个年轻人不算常见——要么是跟朋友去县城玩忘了说，要么是闹脾气躲起来，但王秀兰说董冬是西安某大学的大二学生，暑假回来避暑，性子稳当，出门从不会不打招呼。
“叫上林墨和苏语，去鲁桥村。”李建国抓起警帽，对着对讲机喊了一句。
半小时后，法医车停在鲁桥村村口。林墨推开车门，白大褂下摆扫过沾着泥点的路沿石。他比李建国小五岁，眉眼清瘦，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总带着点沉郁的平静——只有身边的助手苏语知道，这份平静底下藏着旁人没有的“本事”。
“墨哥，王秀兰说董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村西头的小卖部。”苏语递过笔记本，字迹工整，“小卖部老板说，昨晚九点多董冬买了冰峰，还问他见没见邻居张老头，说张老头下午找他借过充电宝，想要回去。”
“张老头？”李建国凑过来，“张保国？独居那个？”
村支书在旁边点头：“就是他，六十多了，无儿无女，平时在村头种点玉米，性格怪得很，不爱跟人说话，唯独跟董冬家走得近点——董冬小时候常去他家摸兔子。”
几人先去了小卖部，柜台后的冰柜还嗡嗡响着，老板指了指门口的路：“董冬往西边走的，张老头家就在西边第三家。”
往西走的路越走越偏，最后一段是土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子被晒得打卷。张保国的院子矮矮的，土墙塌了个角，木门虚掩着，推开门时“吱呀”一声，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
“张保国？”李建国喊了一声，没人应。院子里堆着半垛玉米杆，墙角放着把生锈的砍柴刀，刀把上沾着点深色的东西，像是干涸的泥，又像别的。
苏语正要弯腰细看，林墨忽然按住了她的手腕。他的手指微凉，目光落在院子西侧的空地上——那里的土是新翻的，颜色比周围深，还撒了些玉米杆盖住，像是刻意掩饰。
“李队，这里的土有问题。”林墨蹲下身，指尖碰了碰新土，忽然皱了皱眉。他闭上眼睛两秒，再睁开时，眼底多了层旁人看不见的雾色——刚才那一瞬间，他听见了细碎的哭声，像个年轻男孩的声音，裹着土腥味，在耳边绕：“冷……埋得深……”
苏语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轻声问：“墨哥，是董冬吗？”
林墨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指了指新土：“挖开看看。”
李建国立刻叫人拿工兵铲来。三个民警轮流挖，挖了快半小时，铲尖忽然碰到了硬东西。苏语屏住呼吸，看着林墨戴着手套蹲下去，一点点拂开泥土——那是一块蓝色的布料，边缘有磨损，王秀兰一看就哭出声：“这是冬冬昨天穿的T恤！”
挖出来的东西让所有人的后背都冒了冷汗。不是完整的尸体，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尸块，一共三袋，袋子上还沾着几根玉米须。林墨把塑料袋小心地放进证物箱，镜片后的目光沉了下来：“肢解手法很粗糙，用的应该是重型刀具，比如砍柴刀之类的。”
这时，村支书跑进来，喘着气说：“李队长，张保国找到了！在村北的老坟地，蹲在地上发呆呢！”
老坟地在鲁桥村最北边，隔着一片玉米地，里面埋的都是村里早年间的老人，石碑歪歪扭扭，杂草长得比人高。张保国就蹲在一块断了的石碑前，双手抱着头，听见脚步声也没回头。
李建国走过去，声音沉得像老坟地的土：“张保国，董冬是不是你杀的？”
张保国的肩膀抖了一下，抬起头时，脸上全是泥，眼睛红得吓人：“不是我……我没杀他……”
“没杀他？你家院子里新翻的土是什么？挖出来的尸块是什么？”李建国的声音提了起来，“小卖部老板看见董冬昨晚往你家走，你说！你把他怎么了？”
张保国不说话了，只是盯着地面，嘴唇哆嗦着。林墨站在旁边，又听见了那个男孩的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些：“他说我吵……我要充电宝，他不让我走……”
“墨哥，要不要先回队里尸检？”苏语拉了拉林墨的袖子，她知道林墨的“能力”不能当证据，必须靠实打实的尸检和物证。
林墨点头，转身时又看了张保国一眼——张保国的裤脚沾着新土，和他家院子里的土色一模一样，而且他的指甲缝里，藏着点暗红色的痕迹，像是没洗干净的血。
回到县局法医室，苏语帮林墨穿上防护服，递过解剖刀。证物袋里的尸块已经被小心展开，林墨先检查了尸块的切口：“切口不平整，有反复切割的痕迹，凶器应该是钝刃刀具，符合砍柴刀的特征。尸块的肌肉组织还处于僵硬期，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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