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紫宸殿西侧的议事书房，窗明几净。案上摊开着数十卷桑皮纸卷宗，皆是随何、娄敬等人遍历各地收集的民情实录，密密麻麻的楷书记录着百姓对秦法的怨怼与期盼。扶苏身着常服，腰束素色玉带，端坐于主位，神色沉静。李斯与冯去疾分坐两侧，前者手持玉笏，后者抚着胡须，神色凝重。登基三日后，扶苏便将二人召来，议题直指大秦治国的根本——是以法家之术治国，还是以法律之公治国。
“二位丞相，”扶苏率先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父皇一统六国，赖商君之法强秦；如今朕承大业，欲求长治久安，却需明辨一理：‘以法治国’，究竟是‘以法家之术治国’，还是‘以法律之公治国’？”
话音刚落，李斯便应声而起，躬身道：“陛下此言差矣！自商君变法以来，大秦之所以能破六国、统天下，皆因‘法家之术’为根本。法者，帝王之具也，非天下之公器。商君有言：‘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君当以严刑峻法止乱，以重赏厚罚驱民’。韩非亦云：‘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家之术，核心在‘尊君、重刑、尚功’，君主治国，当以法为刃，割除奸邪；以法为绳，约束万民。若弃法家之术，空谈‘法律之公’，则法度松弛，人心涣散，大秦基业必将动摇！”
李斯目光灼灼，语气铿锵：“昔日六国之所以弱，皆因儒墨空谈仁义，法度不明，贵族擅权，百姓无章可循。我大秦废分封、立郡县，明法度、定权衡，正是以法家之术破诸侯之乱局。秦法严苛，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天下初定，六国旧贵族蠢蠢欲动，百姓尚未习秦制，唯有以重刑威慑，方能止乱；唯有以厚赏激励，方能驱民耕战。若今日陛下轻信‘法律之公’，宽刑减罚，则奸邪必生，百姓必惰，昔年商君变法之功，先帝一统之业，恐将付诸东流！”
冯去疾微微颔首，补充道：“李相所言甚是。秦法之核心，在‘一断于法’，不分亲疏贵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乃法家之精髓，亦是大秦强于六国之根本。然老臣以为，李斯所言‘严刑峻法’，需因时因地制宜。如今大秦疆域万里，四夷宾服，与天下初定时已不同。山东六国故地百姓，习性与关中迥异，秦法之严苛，确有引发民怨之处——如连坐之法，常有无辜株连者；徭役之重，百姓终年劳作不得歇息。老臣以为，可在保留法家根本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去其酷烈，存其纲纪，既不废先帝之法，又能安抚民心。”
冯去疾顿了顿，又道：“法家之术，重在‘治’，而非‘虐’。若因法过酷而失民心，则与法家‘以法止乱’之初衷相悖。老臣以为，陛下所言‘法律之公’，或可理解为‘法不阿贵’，而非废弃严刑、宽纵奸邪。只要坚守‘一断于法’的核心，适度减轻刑罚、调整徭役，便可兼顾法家之根本与民心之向背。”
扶苏静静聆听，待二人说完，才缓缓开口：“二位丞相所言，皆为大秦过往之经验，然朕所思者，乃大秦万世之基业。李斯丞相言‘法者，帝王之具也’，此正是法家之弊！若法只为帝王之私器，而非天下之公器，则法随君变，君怒则刑重，君喜则赏滥，如此一来，法何谈尊严？民何谈敬畏？”
他起身走到案前，拿起一卷民情卷宗，沉声道：“二位请看，此乃三川郡百姓所诉：有民因盗采桑叶一叶，被判黥刑；有民因邻里犯法，未及举报，便被连坐流放。此等刑罚，虽合秦法，却失人心。法家之术，以‘以刑止刑’为念，却不知‘刑过严则民不畏，罚过滥则民不信’。天下初定时，需严刑止乱，如医者用猛药治急症；如今四海升平，当宽严相济，如医者用温药养元气。若一味固守‘严刑峻法’，则民怨日积月累，终有爆发之日，此非危言耸听，乃历史之必然。”
扶苏目光扫过二人，语气愈发坚定：“朕所言‘以法律治国’，非弃秦法之核心，而是还法之本质。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当明于天下，公于万民，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皆需遵法守矩。昔日商君变法，虽言‘一断于法’，却因法藏于官府，百姓不知其详，常因无意触法而获罪。朕已令工坊印刷秦法，刻于石碑，立于各县郡府，让百姓皆知可为不可为，此乃‘法律之公’的第一步。”
“再者，法家之术重‘罚’轻‘教’，以为重刑可止乱，却不知‘教化不明，刑罚不足以服民’。”扶苏继续道，“朕拟废除连坐法中无辜株连之条，仅惩首恶与知情不报者；推行‘以粮代役’，让百姓可择丰年缴粮免役；设立‘农桑奖’，激励耕织有功者。此非宽纵，而是以法导民，以奖劝善。法律不仅是惩戒之器，更应是教化之具，让百姓知礼义、明廉耻，方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实现长治久安。”
李斯闻言，面色微变，反驳道：“陛下此言，恐堕入儒家‘仁义教化’之窠臼！百姓天性好利恶害，若不施以重刑，仅凭教化，何以约束？商君有言：‘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百姓愚昧，不知长远之利，若宽刑减罚，他们必贪图安逸，不愿耕战，不愿服徭役，大秦的兵源、粮草将无从谈起！昔日吴起在楚变法，削贵族之权，严百姓之法，楚国方强；待吴起死后，新法废弃，楚国便迅速衰败。此乃前车之鉴，陛下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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