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同决堤的洪水，开始交代他所掌握的、涉及京城孙老以及省里某位领导的隐密。
然而，郑国锋和林寒都清楚，宋维民这类人物，其狡诈和多疑是刻在骨子里的。他的交代，是出于绝望下的自保，但绝不会轻易交出所有底牌，更不会完全放弃反击或设置陷阱的可能。他像一条受伤后潜入深潭的毒蛇，看似屈服，实则可能在暗中观察，寻找反噬的机会。
果然，在初步交代了一些相对外围、且部分已被专案组掌握或推测出的线索后，宋维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似“积极配合”的请求。
“郑书记，林书记，”宋维民此时的态度显得异常“诚恳”和“合作”，“关于孙老那边的一些核心证据，比如他秘书传递某些敏感‘建议’的原始记录，还有他儿子在几个项目中的干股协议副本，我为了安全起见，没有放在固定的地方，而是……而是委托了一个绝对可靠的中间人保管。只有我本人亲自联系他，用我们约定的暗语，他才会把东西交出来。”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郑国锋和林寒的表情，继续说道：“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让我给这个中间人打个电话？就按照我们约定的暗语，让他把东西送到一个指定的安全地点，由组织上派人去接收？这样效率最高，也最稳妥，免得夜长梦多。”
这个请求，听起来合情合理，甚至显得他宋维民“急组织之所急”。主动交出关键证据，似乎是重大立功表现。但郑国锋和林寒几乎瞬间就嗅到了其中可能隐藏的阴谋气息。
将计就计！一个念头同时在两人脑海中闪过。
郑国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故作沉吟，仿佛在权衡利弊。林寒则配合地露出些许疑虑，开口道：“宋副书记，你这个中间人，可靠吗？暗语会不会已经被对方察觉或更改？万一这是个圈套，对方接到你的电话，不是交出证据，而是立刻销毁证据，或者向我们传递错误信息，甚至……向你的同伙发出警报呢？”
林寒的质疑，正好迎合了宋维民可能预设的剧本。他需要表现出谨慎，也需要“引导”调查组按照他设定的路径走。
果然，宋维民连忙摆手，语气“急切”地保证：“绝对不会！这个中间人跟我十几年，绝对可靠！暗语也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是动态变化的，每次联系都会更新，外人不可能知晓！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不，我可以用我现在的处境担保！这绝对是最快、最安全拿到证据的办法！如果再拖延，万一那个中间人听到什么风声，自己害怕了，把东西处理掉了，那损失就太大了！那些证据，可是能直接指向孙老身边核心圈子的啊！”
他刻意强调证据的“关键性”和“时效性”，试图加剧调查组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同意他的方案。
郑国锋与林寒再次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郑国锋缓缓点头，仿佛被宋维民说服，但又带着固有的谨慎：“你的提议，我们可以考虑。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个电话必须在我们的绝对监控下进行。我们会提供专用的、经过加密和录音的设备。通话内容，必须严格限于索取证据，使用你所说的暗语，不得有任何暗示、预警或其他无关内容。而且，交接地点必须由我们指定和布控。你能做到吗？”
“能！一定能！”宋维民一口答应，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计谋得逞般的微光，但迅速被“配合”的神情掩盖，“我一切都听组织的安排！只要能让组织尽快拿到证据，查清问题，我怎么样都行！”
计划就此定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将计就计”行动迅速展开。
省纪委技术侦查部门立刻准备了一套最高级别的通讯监控设备，可以对通话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录音、定位甚至情绪波动分析。周海洋带领的行动组，则根据宋维民提供的中间人可能活动的区域（他声称中间人常在省城活动），预先设定了几个备选的交接地点，并对其进行了秘密勘察和布控，确保一旦确定地点，能立刻形成严密的包围圈，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林寒则与郑国锋以及省纪委的心理学专家、微表情分析师一起，反复推演宋维民可能在通话中使用的隐晦暗号、双重含义的词语，以及那个“中间人”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他们假设了多种可能：这通电话确实是取证的钥匙；这是一个向同伙示警的暗号；这是一个试探调查组掌握了多少信息的诱饵；甚至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针对取证人员的陷阱……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上午，在省纪委办案基地一间经过特殊处理、没有任何窗户、信号完全屏蔽的房间里，宋维民被带了进来。房间中央只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部看似普通、实则内藏乾坤的座机电话。郑国锋、林寒以及两名技术人员坐在他对面，表情严肃。墙壁上的摄像头无声地记录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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