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光”行动的发现，如同在看似平静的考古现场挖出了指向更宏伟地宫的甬道。然而，历史的真相不仅埋藏在尘封的卷宗和消失的物证里，也烙印在亲历者的记忆与良心中。就在林寒和周海洋团队沿着吴天佑的线索艰难推进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口，竟从高墙铁窗之内，带着悔恨、恐惧与最后一丝对正义的期盼，猛然撞入了他们的视野。
高墙内的悲鸣。
这天下午，林寒接到了一份由临州第一监狱通过内部加密渠道转来的特殊信件。写信人，是正在该监狱服刑的“7·15”走私案核心成员之一，原“昌达贸易”法定代表人——钱卫东。他因走私、洗钱等罪名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已服刑近十年。
信件很长，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透露出书写者极其复杂和激动的心绪。开篇，钱卫东并未像往常的申诉信那样强调自己量刑过重或声称无罪，而是以一种近乎崩溃的笔调写道：
“政府领导：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犯了国法，判我十五年，我认！这十年来，我在里面每天都被良心折磨，睡不踏实。有些事，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再不说出来，我怕是没机会带着一点干净去见阎王爷了……我要揭发！我要立功！但我要揭发的，不是那些已经枪毙、坐牢的，而是那些真正吃了黑钱、办了黑事，却还戴着乌纱帽、甚至帽子越戴越高的‘大人物’！当年‘7·15’的案子，根本就没查到底！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是被扔出来顶罪的！真正的大鱼，早就被孙老（他直接写出了孙老的名字）他们给保护起来了！……”
信件核心内容指向几点：
1. 确认“保护伞”操作：钱卫东证实，当年走私活动能长期进行，确实有强大的保护伞。孙老（时任临州市委副书记）并非最初的后台，但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其秘书张启明（钱卫东指出了名字）曾通过中间人（指向吴天佑）向他及赵老四传话，暗示只要“懂事”，就能“保住根本”。
2. 揭露“丢车保帅”：他详细描述了那三辆限量版越野车的去向。正如调查组推测，车辆确实被查扣了。但随后，张启明便授意当时专案组内的某人（钱卫东不知道具体姓名，但描述了体貌特征），以“涉及更高层领导，需要谨慎处理”为由，将这三辆车从涉案物品清单中剔除，并秘密转移。他亲眼看到车辆被开走，方向正是吴天佑后来拥有的那座山庄。
3. 指证“灭口”疑云：关于关键证人李彪之死，钱卫东提供了惊人内幕。他声称，在李彪准备提供关于向“某些省里甚至更高层领导”进贡的详细名单和证据前夕，他在监室内偶然听到两名狱警（已被调离）低声交谈，提到“上面下令让李彪永远闭嘴”、“是急性病，很好处理”。这让他恐惧万分，从此再不敢吐露任何可能牵扯更高层的信息。
4. 控诉“不公交易”：他悲愤地写道，吴天佑的“景隆实业”之所以能全身而退，是因为吴天佑暗中向孙老和张启明输送了远超那三辆车价值的巨额利益（包括其在海外公司的干股），并承诺成为孙老的“钱袋子”。而他们这些“不懂事”或者“分量不够”的，则成了彰显孙老“打私功绩”的牺牲品。
信的结尾，钱卫东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哀求：“政府！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有人会弄死我！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女儿去年查出白血病，需要很多钱……我老婆求我，让我想办法……可我一个坐牢的，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求政府看在我坦白揭发的份上，能给我一次立功减刑的机会，让我能早点出去，救我女儿……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愿意当面对质！”
紧急提审与风险评估。
这封来自监狱深处的信，如同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直射“7·15”旧案最黑暗的核心。钱卫东的证词，不仅印证了“溯光”行动的大部分推测，更提供了关键的人证和细节，尤其是关于李彪之死的直接指证（尽管是间接听闻），以及孙老集团早期进行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具体模式。
林寒立刻向郑国锋汇报。指挥部高层经过紧急磋商，认为钱卫东的证言极具价值，但其人身安全也面临着极大威胁。十年前他们敢对李彪下手，十年后的今天，为了掩盖更大的秘密，对手同样可能对在监狱中的钱卫东采取极端措施。
“立刻启动对钱卫东的最高级别保护性隔离提审！”郑国锋果断下令，“由林寒同志亲自负责，地点放在省看守所，安保级别参照重要污点证人执行。同时，监狱内部进行秘密排查，重点调查钱卫东信中提到的那两名已调离的狱警，以及近期所有与钱卫东有过接触的人员！”
铁窗下的坦白。
在省看守所一间高度戒备的审讯室内，林寒见到了面色苍白、眼神中交织着恐惧与期盼的钱卫东。他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许多，双手因为紧张而不停地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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