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药剂的第二天清晨，我是被喉咙里的灼痛感憋醒的。
窗外的雨还没下，天是灰蒙蒙的铅色，老城区的鸽子在楼檐上扑腾，翅膀拍打声却像隔了层厚厚的棉花，模糊得诡异。我挣扎着坐起来，脑袋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絮，沉得抬不起来，浑身的骨头缝都在疼，每动一下都带着细密的寒颤。摸了摸额头，烫得惊人，指尖刚碰到皮肤就被烫得缩了回来。
“妈的，赶巧了。”我骂了句脏话，翻出抽屉里那盒过期半年的感冒药。药片受潮发黏，粘在铝箔板上抠不下来，我对着台灯哈了口气，用指甲硬生生刮下来两片，就着床头半瓶隔夜的矿泉水咽了下去。水是凉的，滑过喉咙时，却被体内的燥热烘得泛起一股怪味。
倒回床上时，意识已经开始发飘。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又回到了研究院的注射室，天花板上的灯牌变成了深绿色，散发着腥臭的光。穿白大褂的研究员背对着我，手里的针头变得像蛇一样扭曲，针尖滴着淡绿色的液体，落在地上“滋滋”冒烟。“五千块，”他突然转过身，脸是模糊的，只有嘴部裂到耳根，“这是赌命的钱啊……”
我猛地惊醒，冷汗浸透了睡衣，贴在背上凉得刺骨。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了，雨滴砸在玻璃上，发出“嗒嗒”的声响，节奏均匀得像有人在敲门。我侧耳听了听，隔壁传来王大妈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嘶哑得像破旧的风箱，中间还夹杂着几句含混的低语，不是她平时跟孙子打电话的亲昵语气，倒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对话。
我裹紧被子缩成一团，退烧药的副作用让我昏昏欲睡，可那咳嗽声和低语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间，我感觉床底下有东西在动，是细碎的“沙沙”声，像有无数只小虫子在爬。我吓得僵住身体，不敢低头，只敢用眼角的余光瞥向床底——昏暗中，好像有一对浑浊的眼睛在闪着光，正死死盯着我。
“滚开！”我抓起枕边的手机砸了过去，手机撞在床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那“沙沙”声突然停了。紧接着，楼下传来一声凄厉的猫叫，不是平时橘猫的温顺叫声，是充满痛苦和暴戾的嘶吼，戛然而止的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骨头断裂的脆响。
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再次醒来时，窗外的雨已经下得密不透风，玻璃上的水痕像瀑布一样往下淌。我摸了摸额头，烧退了，喉咙的灼痛感也消失了，只是浑身还有点酸软。我撑着胳膊坐起来，意外地发现自己没费多少力气——换在以前，发这么一场高烧后，我得瘫在床上缓半天才能起身。
我下床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冷风裹着雨丝灌进来，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腥气。楼下的橘猫不见了，平时它晒太阳的台阶上，只留下一滩暗红色的污渍，被雨水冲得半淡，边缘还沾着几根脱落的橘色猫毛。隔壁王大妈家的门虚掩着，门缝里渗出一点淡绿色的液体，和电梯门上的粘液一模一样。
我皱了皱眉，转身想去倒杯水，脚踢到了床底的收纳箱。那箱子是我搬进来时用来装书的，塞满了厚重的专业教材，以前我得两只手抱着才能挪动，此刻被我一脚踢得滑出去半米远，里面的书哗啦啦掉出来，我却没觉得脚疼。
“奇了怪了。”我蹲下去捡书，手指碰到一本《数据结构》时，突然发现书封面上的字迹变得异常清晰——连印刷时的微小墨点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揉了揉眼睛，再定睛看，那些密密麻麻的代码和公式像活了一样，以前要琢磨半天才能弄懂的逻辑，此刻在脑子里一目了然，清晰得像早就刻在里面似的。
我随手拿起一本厚重的词典，单手就举了起来，胳膊上没有丝毫酸胀感。要知道，这本词典我以前得两只手捧着才敢走路，生怕砸到脚。我试着往墙上扔了个纸团，手指的控制力比以前好了太多，纸团精准地砸在墙上的钉子上，弹落在地。
这时，手机“叮”地响了一声，是研究院发来的短信：“林默先生，您的抗体注射后随访显示正常，如有不适请及时联系。”发送时间是昨天中午，可我昨天烧得昏昏沉沉，根本没听到手机响。我盯着短信里的“正常”两个字，突然想起注射时研究员那句含混的低语，想起高烧时的噩梦，想起床底下那对浑浊的眼睛。
窗外的雨更大了，隐约传来汽车失控的碰撞声，紧接着是人的尖叫。我走到阳台，借着雨幕的掩护往下看，街对面的巷口，一个穿着外卖服的人扑倒了另一个人，姿势和新闻里那张模糊图片上的一模一样。远处的天空中，几只乌鸦盘旋着，发出尖锐的嘶鸣，它们的翅膀似乎比平时大了一圈，在灰蒙的雨幕里像几片黑色的破布。
我摸了摸胳膊上的注射针孔，那里已经完全愈合，连个红点都没留下。可我清楚地记得，昨天发烧时，这里隐隐发烫，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游动、生长。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里面满脸胡茬的自己，突然发现瞳孔里映着窗外的雨丝，每一滴雨的轨迹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能数清雨滴落在玻璃上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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