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李建军几乎握不住。他猛地将照片揉成一团，攥在手心，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胸腔里一股腥甜的气息翻涌而上，被他死死咽了回去。
王秀云晾完衣服走进屋，看到他僵立在五斗柜前，背影紧绷得像一块石头，心里不由得一紧。“建军，你……找什么呢？”
李建军没有回头，他将揉皱的照片死死攥在掌心，塞进裤兜，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异常的平静：“没什么，找个旧钉子。”
他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刚才在茶馆的失态和此刻的阴沉都只是错觉。“我去趟镇上，买点烟，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年货。”
王秀云看着他，心里那股不安愈发强烈，但见他语气平常，也只能点点头：“早点回来吃饭。”
“嗯。”
李建军走出家门，没有去镇上，而是绕到了村后的小河边。冬日的河水缓慢流淌，带着刺骨的寒意。他摊开手掌，看着那张被揉皱的照片，王秀云和张大勇年轻的笑脸在褶皱中扭曲，显得格外刺眼。
他需要证据，确凿的证据。流言蜚语和一张旧照片，杀不死人，但能杀死他的心，和他维系了十几年的家。一个疯狂的念头，像毒藤一样从他心底滋生出来——亲子鉴定。
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打了个寒颤。一旦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要么是他疑神疑鬼，家庭重归“和睦”（如果还能的话）；要么……就是万丈深渊。
他在河边枯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夕阳将河水染成一片血色。最终，恨意与怀疑压倒了最后一丝侥幸。他掏出手机，避开所有熟人，联系了一个在省城工地认识、据说“门路广”的包工头。几番隐晦的打听和转账后，对方给了他一个地址和联系方式——一家位于邻市、无需严格身份证明的私人鉴定机构。
年，就在这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诡异气氛中过去了。李家依旧贴了春联，放了鞭炮，桌上也摆满了菜肴。但李建军的话明显少了，他不再试图亲近儿子，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坐着，用一种近乎审视的、冰冷的眼神，观察着王秀云和小辉的一举一动。
王秀云被这种眼神看得发毛，愈发小心翼翼，笑容也愈发勉强。小辉则似乎感受到了父亲莫名的疏远和冷意，变得更加沉默内向，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正月初六，机会来了。王秀云要带着小辉回邻镇的娘家住两天，这是每年的惯例。
送走妻儿，李建军立刻行动起来。他戴上手套，走进小辉的房间。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书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寒假作业。李建军的心脏狂跳，既有犯罪的负罪感，更有一种即将揭开真相的残忍期待。
他目标明确，走到床头，拿起小辉睡前喝水用的塑料杯。杯壁上还残留着孩子的唇印和些许唾液。他用干净的棉签小心翼翼地擦拭、采集。接着，他又走到书桌旁，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文具盒上。他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他记得，前几天小辉削铅笔时不小心划伤了手指，当时用的是创可贴，但这把小刀上，或许……
他凑近了仔细看，在刀柄与刀片的金属连接处，发现了一点点极其微小的、已经干涸发暗的血迹。他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用另一根棉签，极其谨慎地将那点血迹刮取下来。
做完这一切，他将棉签分别放入准备好的两个小型料采样袋，封好口。然后，他摘下几根自己花白的头发，同样封存。
整个过程，他的手稳得出奇，眼神冷静得像一个正在进行精密手术的医生，只是这手术的对象，是他摇摇欲坠的人生。
他没有丝毫耽搁，立刻动身前往邻市。按照地址，他在一个偏僻的写字楼里找到了那家机构。接待他的人眼神闪烁，流程简单得令人不安，只要求了样本和钱，甚至没有多看他的身份证一眼。
“加急，最快多久？”
“加钱，三天。”
李建军毫不犹豫地付了双倍的钱。
等待的三天，是李建军人生中最漫长的七十二小时。他待在空荡荡的家里，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焦躁、愤怒、却又异常清醒。他不再喝酒，因为需要保持头脑的绝对冷静。他开始在脑中反复推演各种可能，以及每一种可能发生之后，他该怎么做。
他甚至开始偷偷观察隔壁独居的张大勇。看着那个男人喂鸡、劈柴，偶尔和路过的村民打招呼，脸上带着憨厚甚至有些懦弱的笑容。就是这个男人，可能在他辛苦养家的这些年里，睡了他的老婆，还让他替别人养了儿子！一股毁灭一切的冲动，时常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又被他强行压下。
第三天下午，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对方只说了一句：“结果出来了，可以来取。”
李建军开车再次前往邻市。回程时，那个薄薄的信封就放在副驾驶座上，像一枚已经启动了引信的炸弹。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将车开到上次那条荒凉的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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