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能看出，周国富是真的爱她。他想给她新生活，想让她幸福。
转折出现在1991年3月。
“1991年3月25日，张建国找上门来了。这个混蛋，他认出秀兰了。他要五万块钱，不然就去告诉王建军。我给钱，只要他肯走。”
“1991年3月28日，张建国变卦了，说要十万。他说他知道我在南方的生意，知道我有钱。他还说，如果我不给，他就去举报我偷税漏税。”
偷税漏税？老陈皱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个体户偷税很常见，但一般不会被追究得太严。除非……
他继续看。
“1991年3月29日，张建国威胁要报警，说我‘投机倒把’。他说他手里有证据，能让我坐牢。我不能坐牢，我坐牢了，秀兰怎么办？”
投机倒把。这个词让老陈警觉起来。1980年代末，投机倒把罪最高可以判死刑。虽然1992年这个罪名已经淡化，但在1991年，还是很严重的指控。
周国富害怕的，可能不只是张建国勒索钱财，更是他手里的“证据”。
“1991年3月30日，我约张建国去菱角湖边‘谈生意’。我带了扳手，放在工具袋里。他说工具袋是王建军的，笑我说‘连袋子都是偷别人的’。我没说话。”
看到这里，老陈的心跳加快了。张建国认出了工具袋是王建军的，还嘲笑周国富。这可能激怒了他。
但接下来的日记，让老陈倒吸一口冷气。
“1991年3月30日，晚上十一点。我杀人了。张建国死了，我用扳手砸了他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血喷出来，溅到我脸上。我把他装进工具袋，沉进湖里。秀兰不知道，我没告诉她。”
周国富杀张建国时，李秀兰不在现场！
这和张建军之前的供述对不上。张建军说李秀兰知道张建国被杀，还在日记里写了。但周国富的日记显示，他当时瞒着李秀兰。
那么李秀兰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老陈继续往后翻。
“1991年4月5日，秀兰发现了。她洗衣服时，在我裤子上发现了血迹。我骗她说是不小心划伤的，她不信。她哭了，问我是不是杀了张建国。我默认了。”
“1991年4月18日，秀兰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通缉令。她崩溃了，说我是骗子，是杀人犯。她说要去自首，我说你去了我们都得死。她害怕了。”
“1991年4月20日，秀兰偷跑出去，被我抓回来。我打了她，这是第一次打她。我后悔，但没办法。我不能让她毁了我们。”
日记到这里，字迹开始潦草，很多页被撕掉了。再往后翻，是1991年5月。
“1991年5月7日，张建军那混蛋喝多了，说漏嘴，说我在江州打人的事。秀兰听见了，又闹。我砸了张建军一酒瓶，血喷得到处都是。秀兰吓傻了。”
“1991年5月10日，离开临州。秀兰一路上不说话，眼神空空的。我知道，我失去她了。”
最关键的记录出现在1991年6月。
“1991年6月15日，最坏的事发生了。秀兰看到了电视上的通缉令，这次很清晰，有我的照片，有案情。她彻底疯了，说要立即去自首，说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和她吵，她说‘周国富，你让我恶心’。我气疯了，掐住她脖子……等我清醒时，她已经没气了。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再往后翻，是几天后的记录：
“1991年6月20日，我把秀兰埋了。张建军帮忙，但他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我知道，他早晚会出卖我。”
“1991年7月以后，日记就很少写了。偶尔记几句，都是些碎片：
‘今天又梦到秀兰，她穿着那条蓝裙子，对我笑。’
‘母亲来信了，说想我。我不敢回信。’
‘张建军跑了，意料之中。’
‘在东莞租了房，隔壁住着一家三口，小孩很可爱。秀兰要是活着，我们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
最后一篇日记，日期是1992年7月3日。
“1992年7月3日，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菱角湖发现尸体。我知道，时候到了。张建军应该已经投案了吧？也好，该结束了。我买了回辽阳的车票，去看看母亲，然后就……听天由命吧。”
日记到此结束。
老陈合上日记本，手在微微发抖。这本日记，比李秀兰那本更厚，更详细，也更残酷。
它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周国富——不是一个冷血的连环杀手，而是一个因爱生恨、因恐惧而犯罪的男人。他爱李秀兰，爱得卑微而执着。他杀张建国，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秀兰的新生活。他杀李秀兰，是因为害怕失去她，害怕她去自首。
但无论动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两条人命。
“陈师傅，您看这个。”小林递过来那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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