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农村干部的家。
他上了二楼。二楼有三间卧室，都空着，没什么家具。三楼是阁楼，堆着些杂物——旧纸箱，落灰的农具，几袋化肥。
周挺正准备下楼，突然停住了。
阁楼角落的墙壁上，有一块颜色不太对。其他地方都落满了灰，唯独那块，灰少一些，像是有人最近动过。
他走过去，伸手按了按。
一块木板。
周挺把那块木板掀开，后面是个不大的暗格，里面放着几个塑料袋。他一样一样拿出来看：一沓发黄的票据，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还有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
文件抬头写着：清水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协议。
时间是五年前。
周挺把照片拿起来，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最中间的那个，他认出来了——年轻几岁的赵国富，穿着白衬衫，站在一堆瓦砾旁边，笑得挺得意。他身边还站着几个人，有穿制服的，有戴安全帽的，都冲着镜头笑。
但周挺的视线没有落在他们身上。
他看到了照片的角落。
那里，离这群人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对夫妻。女人被一个男人架着胳膊，半躺在地上，脸上有血。男人蹲在她旁边，低着头，看不清脸。他们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被一个老人护在身后，咧着嘴在哭，脸都哭变形了。
女人的眼神正对着镜头。
那眼神让周挺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愤怒，不是仇恨，甚至不是痛苦。是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看透了什么，像是认命了，又像是死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
“何建平家强拆现场，2019年3月12日。”
周挺在村委会翻了一下午档案。
何建平，清水村三组村民，时年三十二岁。父亲何老根，已于2017年病故。妻子李桂芳，邻村嫁过来的。儿子何小宝，2016年生。
何家的老宅位于村东头，紧挨着那片后来被征用的集体用地。档案里附了一张老宅的照片——就是那座木雕的样子，青砖灰瓦，门口有三步台阶，墙角还长着一棵石榴树。
征地的理由是“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补偿款是八万块钱。
周挺把档案合上，问村会计：“八万块，多吗？”
村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老花镜，听了这话眼神躲闪了一下：“那……那得看怎么说。那时候的行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
“何建平签字了吗？”
村会计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没签。他说那是他爹留给他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后来呢？”
村会计不说话了。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又戴上，眼睛看着窗外。
周挺等着。
过了很久，村会计才开口，声音很低：“后来……后来就拆了。”
“怎么拆的？”
村会计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又回来坐下，压低声音说：“周队长，这都过去五年了，您还问这个干啥？”
周挺没回答他的问题：“我想见见何建平。”
村会计苦笑了一下：“见不着了。出事那天晚上，他就带着老婆孩子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出什么事？”
村会计又不说话了。周挺把那张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他面前。
村会计看了一眼，脸一下子白了。
那天的情形，村会计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小时。
2019年3月12日，晚上八点多。何建平在县城的工地上打工，接到邻居电话，说村里要拆他家房子，他老婆抱着孩子不让拆，被人从屋里拖出来了。
何建平骑摩托车往回赶，四十分钟的路，他骑了二十分钟。到家的时候，房顶已经掀了一半，砖瓦碎了一地。他老婆李桂芳倒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满脸是血，旁边站着一圈人，有赵国富，有包工头刘麻子，还有村里几个年轻人。他儿子小宝被一个老太太护在怀里，哭得嗓子都哑了。
何建平冲上去，跟人打了起来。一个人对七八个，没几下就被按在地上。他挨了好几脚，脸上身上都是伤，最后被人架着扔到了路边。
他跪在路边，看着他爹留下的老宅一点一点塌下去。
他老婆被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缝了七针，轻微脑震荡。他儿子连着发了一星期的高烧，夜里总是惊醒，一醒就哭。
他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是民事纠纷，让他找村里协调。他去找乡里，乡里说征地是村里集体决定，他们也不好干预。他去县城信访办，信访办的人看了他的材料，说先回去等消息。
等了三个月，没等到任何消息。
他的摩托车被工地的工头开走了，说是抵他旷工的钱。他在县城租不起房子，带着老婆孩子在废弃的瓦窑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村会计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那之后，村里就没人提这事了。赵国富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了新楼，包了工程，日子越过越好。刘麻子那几个人，也都发了财。只有何建平那一家子，跟蒸发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
周挺沉默了很久。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村委会院子里那盏昏黄的灯亮着，飞蛾绕着灯泡扑棱。
“那个木雕，”周挺开口，“你见过吗？”
村会计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见过。何家老宅大门口，门框上头，有一个。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是镇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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