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冬至。
深圳罗湖火车站站台上，湿热的空气里混杂着汗味、香烟味和不知名香料的气味。卓全峰、孙小海、王建军三人提着行李走下火车，脚踩在南国的土地上，一时竟有些恍惚——两天前还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转眼就到了这草木葱茏的南方边城。
“这……这就是深圳？”孙小海看着眼前简陋的站台，有些失望，“看着还不如咱们松江市火车站气派呢。”
王建军却眼尖，指着远处：“小海哥，你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火车站外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几十座塔吊像钢铁森林般耸立，打桩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更远处，几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已经露出了轮廓，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的老天爷……”孙小海喃喃道，“这是在盖城啊！”
卓全峰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满是水泥和尘土的味道。这就是深圳，邓小平画的那个圈，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前世他只在电视上看过，今生终于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三人出了火车站，找到一家招待所住下——是周记者介绍的关系，离火车站不远，一天十块钱，在深圳算便宜了。
放下行李，卓全峰就拿出笔记本：“咱们在深圳待五天。第一天看市场，第二天看工厂，第三天去蛇口工业区，第四天去沙头角中英街，第五天总结。时间紧，任务重，现在就开始。”
第一站，去了当时深圳最大的市场——东门市场。这里和高第街有点像，但更大，更乱，也更热闹。摊位上卖什么的都有：电子表、计算器、服装、鞋帽、日用百货，还有香港过来的“洋货”——力士香皂、雀巢咖啡、万宝路香烟，都是内地罕见的稀罕物。
“老板，这咖啡怎么卖？”卓全峰指着一罐雀巢咖啡问。
“港币三十，人民币二十五。”摊主是个精瘦的年轻人，一口港式普通话，“要得多可以便宜。你们系北佬来的吧？第一次见咖啡？”
“是，第一次。”卓全峰拿起罐子看了看，“这玩意儿……怎么喝？”
“简单，舀一勺，加热水，加糖加奶。”摊主很热情，“香港那边可流行了，早上喝一杯，提神。你们要不要带点回去？北方冬天冷，喝这个暖和。”
卓全峰买了三罐，准备带回去研究。他注意到，这里很多商品都用港币标价，人民币反而像是“辅币”。
“老板，这里怎么都用港币？”
“深圳紧挨香港嘛。”摊主说，“好多货都是从香港过来的，自然用港币。你们要是在这儿做生意，最好换点港币，方便。”
正说着，市场那头传来一阵骚动。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检查摊位，看到有卖“洋货”的，就要没收。
“快收起来！”摊主手忙脚乱地把咖啡、香烟往箱子里塞，“工商局又来查了！”
卓全峰三人赶紧帮忙。等检查的人过去，摊主才松了口气：“妈的，三天两头来查。说是打击走私，其实就是想捞好处。”
“走私？”王建军问。
“对啊。”摊主压低声音，“深圳这边，好多货都是‘水货’——从香港走私过来的，没交税，便宜。工商局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打点到位。打点不到，就来查你。”
卓全峰心里一动。他想起合作社在广州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深圳更严重。这里离香港太近，走私成了半公开的秘密。
离开东门市场，他们去了华强北——当时还是一片工地，但已经能看到电子市场的雏形。几栋简易棚屋里，密密麻麻摆满了电子元器件、电路板、收音机零件。
“同志，你们这儿有录音机机芯吗？”卓全峰问一个摊位。
“有啊。”摊主拿出几个样品，“日本产的，台湾产的，国产的，你要哪种？”
“日本产的多少钱？”
“单买十五，批量十块。”摊主说，“你们要多少？要是量大，可以带你们去工厂看。”
“工厂在哪儿？”
“宝安，离这儿二十里。有班车，我带你们去。”
下午，他们跟着摊主去了宝安县的一家电子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个几百平米的大棚，几十个工人在流水线上组装录音机。老板姓黄，潮汕人，很精明。
“卓老板，你们要机芯？要多少？”黄老板递烟，“我们厂现在月产能五万个，自己组装录音机，也卖机芯。”
“我们要的不多，先要五千个试试。”卓全峰说，“但要质量好，价格要优惠。”
“五千个……八块五一个。”黄老板算了一下，“但要现金，不赊账。”
八块五！比广州便宜一块五。卓全峰心里快速计算——录音机机芯进价八块五，其他零件大概五块，外壳三块，总成本十六块五。组装成录音机，卖八十到一百，利润惊人。
“黄老板，如果我们委托你们生产整机呢？”
“整机？”黄老板眼睛亮了，“那更好！我们一条龙服务。你要什么牌子？贴你们的牌子也行。”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